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 1 再也娶不到好妻子的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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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所里值班，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吵闹，紧接着一男一女相互拉扯着走进了报案室。男的拽着女的头发，女的扯着男的衣服。两人一路还在骂骂咧咧。
“你们干什么！都放手！”一旁的同事赶紧喝止，但两个人谁也不相让，闹得脸红脖子粗，直到我上去帮忙，两人才分开。
“疯了吗？跑到派出所来打架，想‘住进去’了？”同事吓唬他们，两人粗气喘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平静下来。
简单了解情况后，得知二人是夫妻，因为家庭纠纷，要求警察处理。
类似的事件很常见，只是站在我面前的这对夫妻略有违和感——妻子身高一米七左右，长发披肩，身材苗条，容貌姣好；丈夫身高一米六左右，矮胖身材，腆着肚子，右腿还有点儿残疾，30岁出头的年纪已经谢了顶。两人站在一起，外人谁也想不到这会是两口子。
我把两人带进了调解室。妻子叫乔洁，丈夫叫白志斌。双方因为离婚问题发生了争执。乔洁要求与白志斌离婚，但白志斌要求乔洁给他生个孩子再谈离婚的事情。双方因此产生争执，继而发生厮打。
我暗自诧异，平常闹离婚的大多是为孩子的抚养问题而争执，今天这位丈夫却要求妻子“生个孩子再离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她从结婚开始就不生孩子，即便怀上了也找理由打掉，你说她是什么意思？”乔洁默不作声，我心中隐约猜到了几分。
“她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生孩子的工具，生与不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你再动手打人试试？”听我这么说，乔洁有些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白志斌却气哼哼地低下了头。
调解过程中，乔洁一口咬定要与丈夫离婚，对于两人之前发生的争执则可以不予追究，白志斌也咬死就是不肯离。我只好跟他们说，派出所只处理打架的事情，要离婚的话还是去法院吧。两人悻悻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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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仅仅过了一周，这对夫妻便又再次来到了派出所。
这次，妻子脸上带着手掌印，头发凌乱不堪；丈夫的脸上多了几道抓痕，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七零八落。
“过不下去就离婚，这么打，真以为派出所不敢拘留你们吗？”我说。
“就是因为我要离婚，他才动手打我！我说协议离婚，他不愿意。今天我要到法院去，他知道后就开始动手。”妻子诉苦。
“离婚？凭什么？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个骗婚的婊子，想坑我们一家！”白志斌怒目圆瞪，一边吼一边又要冲上去。
我急忙招呼同事把二人隔开，打算先带白志斌去办公室，稳定情绪，了解情况。临出门时，他还冲妻子乔洁叫嚷：“姓乔的，我把话放在这里，就是最后法院判了离婚，你也别想活着走出我家门！”
“派出所不是你斗狠的地方！”我一边训斥，一边和同事连拉带拽地把白志斌弄进了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白志斌便激动地冲我表态：“她不给我家留下个一男半女，这婚我坚决不能离。”
“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生不生孩子你们自己商量，为啥打架？”拉了把椅子让白志斌坐下，我直奔主题。
“她把我妈气住院了，我今天叫她去医院跟我妈认个错，结果她又跟我提去法院离婚，我实在气不过就动手了，怎么处理我认了！”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忍不住问。
“也不瞒你，这事儿想起来我就觉得窝囊……”
原来2010年，白志斌和妻子乔洁都在市里的一家大型国企上班，但彼时两人的身份却截然不同。白志斌是“正式编制”，父亲又是单位的主要领导，而妻子乔洁只是刚进单位的一名“劳务派遣”临时工，家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父亲。
那时，31岁的白志斌和23岁的乔洁都没结婚。乔洁长得漂亮，性格也好，白志斌对她一见钟情。虽然明知乔洁根本瞧不上自己这五短身材、高中学历，但白志斌相信，自己的“背景”是临时工乔洁难以拒绝的。
“那时候，像她这种‘派遣工’能不能转正，甚至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就是我爸一句话的事儿。”白志斌说。
讲起直到31岁还没结婚，白志斌说自己当时“挑花了眼”。虽然长相一般、学历有限、右腿还稍有残疾，但由于父亲身居高位，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有很多。介绍的姑娘也都相貌周正，身体健康，其中不乏长相不错，在单位干“派遣工”的女孩子。
白志斌在择偶上心气颇高，白志斌的母亲也倾向于找个漂亮的儿媳妇。
“儿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爸的基因不好，不找个漂亮点儿的媳妇，以后还得生个丑儿子！”白志斌的母亲如是说。
虽然乔洁开始看不上白志斌，但经过白志斌全家的不懈努力，一年之后，乔洁最终还是接受了白志斌，在全厂人的瞩目中当上了“书记儿媳”。和白志斌结婚半年后，乔洁成为同期105名“劳务派遣”工中唯一一名转为正式职工的人。
“当时她爸得病，医院天天催她去交费，她家一点儿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我爸想办法从厂里解决的！”
“要不是她进了我们家，不是有我爸的关系，她能转正？现在她不但转正了，还提了干，当上了科室干部，转头就不认人了！”说到这里，白志斌声音高了八度。
“那你爸呢？你爸不管你俩离婚的事儿吗？”我问白志斌。
“操……”白志斌啐了一句。
其实我知道，白书记年前已经因为经济问题和滥用职权问题被纪委带走了，当时此事还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闹得满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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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她想得美，我们家正好的时候她嫁进来了，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现在我们家落难了，她拍拍屁股就想走，哪有这样的事儿？”
“你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人家现在就是不想和你过了，你又能怎么办？”我不好把话说明，但明眼人都清楚，失去了“衙内”的身份，白志斌那些靠“衙内”身份得到的东西也注定会得而复失。
“那离婚也行，先生个孩子，生了孩子再离！”白志斌气呼呼地说。
“你这想法……”我简直不知道该说白志斌点啥了。
白志斌的母亲就是因为“留后”问题，与乔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急火攻心进了医院。我想白母也明白，一旦离了婚，就凭白志斌现在的条件，想再找个像乔洁一样的妻子基本就是做梦。
我决定再去找乔洁谈谈，一来这种事情不能偏听偏信，二来也看看双方关系还有没有继续协调的必要。
乔洁本不想和我深谈，做了一番工作后，她终于决定开口。
“我承认，我当初嫁给他的动机确实不纯。”乔洁不否认白志斌对他的指责。“但我就是个普通工人家的孩子，面对那种情况，我有选择的余地吗？”乔洁反问我。
“别扯什么‘普通工人家的孩子’，这么多普通工人，没见谁家孩子做你这种事儿。”我也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对乔洁把“普通工人”四字当成说辞很是不满。
“我做哪种事儿了？白志斌跟你说他家帮我转了正、提了干，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当初他爸妈是怎么逼我嫁给他的？”
白志斌倒真没给我说过这事儿。但仔细一想，无非是“等价交换”“大树下面好乘凉”嘛。难不成朗朗乾坤，还有书记给儿子“强抢民女”的事？
“我就知道他不会说……”乔洁嘀咕。
乔洁在进厂工作之前已经有了男朋友，是单位的技术员小沈，两人还曾是大学同学，乔洁选择进厂干“劳务派遣”，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和男友在一起工作。
白志斌的母亲私下里托人问乔洁时，乔洁明说“已经有男朋友了”。这并不能让白志斌放弃，他被乔洁迷得神魂颠倒，有事没事就去找乔洁“贴乎”。
男友小沈对白志斌的做法十分气愤，但对方是书记的儿子，自己只是厂里的一名小技术员，下不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决心，只好就这么忍着。
白书记虽然没有直接出面干涉过此事，但厂里的中层干部多次担任过“说客”来“点拨”乔洁：“女人一辈子就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投胎，一次是嫁人，多少人想嫁进白家，你这傻孩子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你说，那个小沈家也是农村的，家里全靠他这点儿工资支撑。你爸爸又有病，你俩结婚，这不是穷上加穷嘛！真要是跟志斌结了婚，你转正这事儿白书记能不管？正式职工的工资有6000多元哪，是你现在的三倍！”
也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乔洁：“你这种身份的职工，能不能继续在单位干下去就是白书记一句话的事儿。你要是不打算和志斌好，就做好走人的准备吧！”
“你说这不成了卖身吗？”乔洁想不通，自己只是想安安分分找个工作，照顾好重病的父亲，为什么要以婚姻作为代价。
即便如此，乔洁还是没有答应白志斌，反而和小沈商量着赶紧结婚，幻想着两人结婚之后，就能摆脱白志斌的纠缠。
然而，就在两人放出打算结婚的消息之后不久，单位人事处也发出了一个令二人始料未及的消息——技术员小沈调“援疆项目部”任用，为期五年。
两人都震惊了。小沈去找领导要求退出项目组，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要退出就辞职。小沈入职时与单位签订过最低服务年限合同，按合同规定，如果此时辞职，小沈需要向单位缴纳5万元的“违约金”，并退还3万元的“培训费”，而这笔钱对于家境贫寒的小沈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乔洁想辞职和小沈一同去新疆，但无奈病父在家无人照料。一来二去，两人全无办法，只得抱头痛哭一场。
没过多久，小沈便随项目组去了新疆，临走前两人立下海誓山盟，约定等小沈休假回来，两人便去民政局领证结婚。岂料仅仅过了三个月，新疆那边就传来消息，小沈在一次野外测绘工作中不幸遇难。
“那个项目组所负责的项目危险系数很大，去的都是一些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同志。本来根本轮不到小沈所在的科室派人，就是派，也绝对不会派小沈这样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去，但最后偏偏就把他派去了……”乔洁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你怀疑这是领导故意调走小沈，把你们两个分开？”我问乔洁。
“岂止是怀疑，我甚至觉得他的死都是一场阴谋！”
“这种事情不能乱说，你有证据的话可以去举报。”野外工作出现伤亡事故并不罕见，但小沈在那个关口出事确实比较敏感，然而是否关乎“阴谋”，不是哪个人凭空就能说的。
“就算不是阴谋，小沈这事儿他们家也脱不了干系！要不是他们授意把小沈派去，他怎么会出事？”
我也叹了口气。“那你后来怎么还要嫁给白志斌呢？”
“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乔洁哭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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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洁的父亲老乔以前也是这个厂的职工，不过早在1997年便已经“协解”（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原本的“协解”协议上规定原单位要负责老乔等人的医保等事项，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正过问这些事情。
同批的“协解”员工为此四处上访、告状，后来单位也承诺为他们解决问题，但始终拖着，一直没有落实。此前老乔父女虽然着急，但想到“反正没解决的人那么多，单位终究会给个说法”。
但在2011年，老乔一场大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父女两人开始迫切希望单位能够赶紧落实老乔的医保问题。
“我家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我们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我爸为办医保的事情前后给单位交过一部分钱，当时我们就想着，要么单位能把他医保的事情赶紧落实，要么就先把之前交的那部分钱退回来，让我们去把医药费缴了。”
乔洁去了很多部门，但得到的大多是“知道了，回去等消息吧”“情况已经备案了，还在等上级通知”之类的说法。实在没办法，乔洁买了礼品去了一位分管此事的领导家，想让他帮忙照顾一下父亲的情况，快些把事情办了。
“那位领导是个好人，他没收我的东西，但告诉我白书记过问了‘协解’职工医保的事情，还亲自划定了一批要求‘尽快处理’的人员名单，可是里面并没有我爸爸的名字……”
“可能是白书记不了解你们家的情况吧？”我插嘴说。
“我们家的情况在工会是挂了号的，全厂都知道，他是主要领导，怎么会不知道？”
那位领导说只要白书记有批示，乔洁父亲的医保立马就能办，建议乔洁还是去白书记家里“坐坐”。虽然当时乔洁还没走出小沈的阴影，但为了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白书记不在家，白志斌的母亲隐晦地告诉乔洁，白书记也很想帮乔洁父女渡过难关，可是老乔的情况“很特殊”，这批办不下来。但是，只要乔洁同意和白志斌“好”，白书记可以“担着风险”，让这事“特事特办”。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老白为自己亲家冒点‘风险’是应该的！”白志斌的母亲这样对乔洁说。
明知对方给自己下了套，但走投无路的乔洁为了父亲的医药费，带着一腔的怒火、怨气和绝望跟白志斌走进了民政局。
一旁做记录的同事气得摔了杯子。
“白志斌怎么不说这些事儿呢？刚才他要是说了，我非当场给他两个大耳刮子不可！”同事在一旁怒吼。
“他们一直以为给我爸爸落实了医保，又帮我转了正、提了干，让我过上了有车有房的生活，我应该感激他们，可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恨死他们了！”
“我爸爸的医保按照规定那是早该他们解决的，他们却把这个当成要挟我的筹码，他们怕我反悔，一直拖到我和白志斌领了证才给落实，医保办下来不到两个月，我爸爸便走了。”
“如果当初我和白志斌一样是正式编制，转正、提干这些我都可以靠自己工作干出来，车子、房子我也可以和小沈一起攒出来，根本用不着他们‘照顾’我、施舍我！”
“本来我有我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他们为了给白志斌‘讨个漂亮媳妇’，愣是毁掉了我的生活……”
我愣愣地听她发泄，没办法接话。
“他们不是能一手遮天吗？苍天有眼，白老头终于‘进去了’，白家的房子、车子、存款该扣押的扣押，该冻结的冻结，我现在就是要和他离婚，让他们家就此一无所有，也尝尝绝望的滋味！”
“生孩子？让他做梦去吧！”乔洁最后说。
一个认为妻子应当“知恩图报”的丈夫，一个认为丈夫“报应不爽”的妻子，两个面面相觑的民警，这场调解看来是做不下去了。
“你看看笔录材料，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按印吧，你们之后如果要打离婚官司的话，这些材料可能用得着。”我不愿劝乔洁和白志斌夫妻和好，也不好明说支持他们离婚。我们履行完自己的程序，其他该法院去处理的事情，还是交给法院去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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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白志斌和乔洁以离婚告终。
离婚时，乔洁放弃了一切财产，离婚后又从单位辞去了工作，不久便去了外地，从此不知所踪。
乔洁和白书记一家的事情成了那个单位职工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骂乔洁不要脸，白书记在位时帮了她那么多，一出事她就要和白家撇清关系；有人说这是报应，白家多年来在厂里飞扬跋扈，现在活该家破人散；也有人感叹乔洁这姑娘城府太深，一直念着小沈，嫁进来是为了报复白家。
白志斌失去了“衙内”的地位，凭自己的条件又很难找到中意的媳妇，因此至今没有再婚，也很少在社区露面。
倒是白志斌的母亲，夏天经常在纳凉的人群中破口大骂乔洁：“这个小婊子，狗东西，吃干抹净看我们家不行了，拍拍屁股就走，连个孩子都没给志斌留下，她把我们坑成这样，我以后就是做了鬼都不会放过她！”
纳凉的人群都乐得听个热闹，虽有人迎合着指责乔洁，但多数是在看白家的笑话。
一次，跟省纪委的朋友一起喝茶，我讲起乔洁的故事。朋友说，这个人他们知道。
我很是惊奇，刚想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但突然心中一动。
“难道说白书记的落马……”
朋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笑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