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薄情 正文 第597章 好时代
《戏说夏史》
天熙三年,杨峤病逝了。
在最后的几年中，他饱受病痛折磨，足部溃烂,身形消瘦,无法正常起居。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
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他铲除异己，打压其他党派，下狱、贬谪、革职皆有，为全国推行新政,不顾地方差异,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农民日子难过,甚至银价一路高涨，谷贱银贵。
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但要我说,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总得来说，是一名能臣。
杨党与其说是杨党,不如说是保守党。
他们曾勇于进取，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
哪怕是程丹若，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
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也就没有现代社会。
就好像杨峤去世后，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
他做了三年，从历史的维度看，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一切平平无奇，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
可仔细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天熙三年有一场大洪涝，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
天熙四年，朝鲜归顺，俯首称臣，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
天熙五年，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三月，黄河堤坝修筑完成。
或许，他的才能并不出众，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
天熙五年八月，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彼时，次辅是蔡子义，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
蔡、赵都是杨党的中坚，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双方势均力敌。论理，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
但此时，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
双方曾经联盟，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程丹若需要支持，以便坐稳位置，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方便快速恢复元气。
可再紧密的联盟，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
江南党的诉求，无非是更多的官位，更高的官职，更多的话语权。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打压异己，扶持自己人。
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
她用人不限籍贯，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只要是可用之人，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也愿意破格提拔。
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
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逐渐难以弥合。等到晏子真的逝世，双方的纽带破裂，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团结一致，在税收、海贸、农桑等事务上争取，为家乡谋利。
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他们信奉心学，研读纯真学说，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
前期，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双方哄掰后，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因为崇尚推陈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语，被称为新纯党，也叫新纯真派。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虽然分以派别，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说到底，程丹若执掌宝玺，谢玄英为内阁首辅，他们夫妻内外联合，已然把持朝政，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人家只要愿意，大可以不提拔他们，转而与其他人合作。
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只是合作不再紧密，时有摩擦。
程丹若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夏朝立国一百多年，一代代君王，一届届的官吏，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哪怕人员迭代，这些“经验”却沉淀了下来，不断往下传递，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
夏朝中后期，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不，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试想想，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得中进士，想的是为民请命，匡扶社稷，可现实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
都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每天要吃喝拉撒，养父母妻儿，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很难谈两袖清风。
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没有同流合污，那么，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还是同僚的排挤？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
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是人治国度，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寸步难行。
我想，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
人太多了，查不过来，杀了一批还有一批。
她的做法不算高洁，却很实际。
首先，官员贪腐的一大原因，是工资太低，养不起家小。
她设立养廉银，将原本归属于“潜规则”的火耗归公，再统一分配，按照官职给予津贴。
这是应有之义，时代在变化，通货在膨胀，公务员的工资一百多年了还是开国时的标准，本来就不合理。提升工资后，以县令为例，每年的合法收入就从几十两银子变成近千两，足以养活妻小，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
而且，按照她定的标准，越是等级低的官员，所领的津贴项目越多，充分保障中低层官员的正常收益。
与此同时，随着当官年限的增长，官员还能领“岁银”，这就相当于按照工龄再给部分补贴。
这部分津贴计算非常复杂，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养廉银的表格看一下，可以说在当时，她提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工资改革计划。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养廉银本来就是火耗，只是从潜规则过了明路，这有什么好吹的？
其实，这就是破窗效应。
当你养不起家，不得不拿火耗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贪污了。既然开始贪了，后面其他地方的灰色收入，拿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底线一旦跨过，堕落得总是特别快，想刹车都刹不住。
可火耗成为津贴，你有了不菲的收入，又没有贪污，其他可贪可不贪的钱，是不是就会犹豫一下了呢？
大家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良心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成为一脚刹车？
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人们会偷窃，可吃饱喝足，开着奥迪宝马的时候，是不是不一定要开法拉利保时捷？
只要有一个人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贪官。
当然，仅仅是加工资，不足以扼制贪腐之风。
与之相配套的，必然是严苛的清查。
自养廉银施行起，朝廷对贪腐的审查力度骤然加剧。贪污超过一万两的贪官，抄家处斩是标配。
不夸张地说，杀得人头滚滚，怨声载道，弹劾她残暴不仁的奏疏不是论张，是论袋，一麻袋一麻袋往外扔。
好在当时，祝沝非常生气他们对程丹若的弹劾，否则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程丹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她杀了几个大贪官后，退让半步，表示天熙七年之前，既往不咎。
天熙七年就是养廉银正式推行的那年。
此前种种，不再倒查，此后分毫，绝不姑息。
老话是极有道理的，你非说要开一扇门，人家多半不肯，可当你掀了屋顶，再说开扇窗户，大家就愿意考虑考虑了。
但考虑不代表同意，双方来回拉扯数次，不止口水战打得昏天暗地，三司衙门都消极怠工，不肯严查到底，为审判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最后“迫不得已”，程丹若给出方案，贪污犯只革职抄家，并三代子孙不可入朝为官，不判死刑，这才勉强与文官团体达成一致。
而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五六年的时间。
期间落马的贪官不胜枚举，双方争斗的事务也多不胜数：军饷、赋税、灾款、新政改革……后来人轻飘飘的几段话，却凝聚了当事人的大量心力。
漫长的拉锯战中，有人支持她，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查出了惊人的账目，也有人背叛了她，成为流放西北的阶下囚。
有人隐藏在幕后，祝沝身边满是此起彼伏的“谏言”，有人冲锋在前，驾着三匹烈马冲向程丹若的马车，试图杀死她。
这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战斗，也是良心和贪婪的斗争。
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程丹若和谢玄英始终没有退缩。
假如吏治不能变好，这个国家就不会变好，从海外流入的白银，最终依旧流向贪官污吏的荷包，而不是百姓的餐桌。
然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好在他们胜利了。
十年之后，新任的官员初初上任，就获得不菲的津贴。他能够在家乡买一座不错的宅子，安顿他年迈的父母，能够买美丽的布料，打扮他的妻子和儿女，能够与有人在酒楼吃席，与知己在野外踏青。
或许，这样的生活不算富贵，却也宽裕舒畅。
他能安下心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或是改良农种，或是修理水利，抑或是平息冤假错案，护佑一方太平。
他也会时不时面临诱惑，犹豫是否要去拿更多的好处，但想一想被发现后面临的刑罚，以及子孙后代不得入仕的威胁，多半就迟疑退却了。
等到很多年后，他白发苍苍，致仕归乡，可以著书写作，得意地告诉子孙，他虽然不曾位列高官，可安民一方，离任之际，百姓夹道相送，依依不舍。
自己可是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宗族可以为傲，历史能够流芳。
我想，这就是封建社会中最好的时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