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公理昌言
这个决定很危险。
就连郭嘉都觉得在眼前的流言纷纷之中选择对着世家示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乔琰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
更让此事显得危险至极的,是仲长统的年纪。
倘若仲长统是个早已有名声著作在外的名流之士,将《昌言》作为此刻的应景之书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过年去的仲长统也不过才十八岁呢?
固然真正的天才并不会让自己拘泥于时代的限制,也正是因为年轻才丝毫不拘束于言辞,可这也同时意味着,倘若乔琰要将他的种种言论推到台前,他将会面对着远比任何人都要多的非议。
“或许他们会觉得,这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我的授意,而非是由你自己一字一句写成的,又或许他们会觉得,当你选择了代替我发表出这等惊世骇俗之言后,你便有辱你的士人门楣,有悖于你的根基立场。就算如此,你也坚持同意我选在此时将《昌言》推行出去?”
在乔琰将那份文书移交印刷作坊之前,她还是又对着仲长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数年前戏志才曾经在乐平书院中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昌言》还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存在,但在去岁《急就篇》推行之时,这书便已随着仲长统数年间游历所得而初具规模,而在又翻过一年后,这本书册随着仲长统从长安转道洛阳,观望洛阳民众所遭逢的建安四年,再出现了一番深入的言辞斟酌,这才变成了昨日乔琰递交给郭嘉时候的样子。
仲长统回道:“容我一句句来说吧。君侯说担心有人质疑其中言辞非我所写,可我仲长统并非胆怯之人,与之对坐辩驳无妨。君侯昔年于洛阳鼎中观以州牧之论一战成名,我又何尝不能效仿。不过仍需先将那处修缮整顿一番就是了。”
洛阳于数年前趋于荒废,鼎中观自然也不再是名士往来征用之地,风雨侵蚀后早成一片败落之貌,就算是乔琰居中坐镇洛阳,都没有在一时之间想起来此地。
骤然从仲长统的口中听到这个地方,她还不免有一瞬的愣神。
但她的思绪又很快转回到了他的话中。
仲长统并非胆怯之人——这话还真不是他身为天才的傲慢,而是个事实。
但凡是换一个人来写这等“人事重于天理”的言论,都不会有胆子以这样的一句话来作为其中《理乱篇》的开端。
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1
这话简直是对着那些前辈皇帝的肺管子一刀扎下去了。
将其翻译过来便是说,那些被说是“当天命”于是成为天子的豪杰,在实际上并没有拥有天下的名分,所以也就理所当然没有命中注定的天子,正因为如此,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天子争夺天下。在这等群雄并起之时,便各自假托天命霸据一方。
若说这“战争者竞起”说的是春秋战国之时,那么大汉的高祖斩蛇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天命。
就算他在随后的言论中又说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乃是“受命之圣主”,也实在很难让人忽略掉那句开篇之言所带来的震撼。
他何止是并非胆怯,简直是胆大包天!
仲长统却显然并不觉得自己为抒发己志而写成的言语有任何的不妥,在他面前的乔琰也显然不是个会拘泥于礼教、对他的言辞做出限制之人。
所以他已毫不犹豫地往下说了下去。
“君侯又说,担心有人会怀疑我叛逆于我的士人立场。可天下之言莫不出于人口,士人也不过是能以文辞修饰、引经据典,让其听来更显有理罢了。”
“仲长统不才,取字公理,正要站在君侯所奠定的种种之上,与愚昧之人一辩高低!”
在这话说完之时,他朝着乔琰深深行了一礼。
当他起身与乔琰的对视之间,足以让她清楚地看到,她不打算对着世家豪强妥协的立场坚定,仲长统对印制昌言以对抗那“赤气贯紫宫”天象流言的决心同样果断。
公理,公理,这的确是一个再适合他不过的表字!
“我昨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荀文若还来找过我一次。”乔琰朝着他接着说道。
如果说郭嘉建议乔琰将这第四轮印刷之物选为世家典籍著作,是为了让她拉到这样的一批盟友,那么荀彧试图劝阻她放弃推行《昌言》则更是因为他本身的立场。
“我问了他一句话——在亲眼见到洛阳重建中的种种之后,文若到底是希望愚民以自守,还是启民以共进呢?”
仲长统对荀彧的才学早有所闻,便回问道:“不知荀先生是如何说的?”
乔琰笑了笑,“他说,希望你能给他一个答案。”
但在仲长统迎接各方批驳,让荀彧看到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之前,先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那本《昌言》。
建安四年十一月的月初,长安城还依然沉浸在此前天象所引发的暗潮涌动之中,乔琰也还依然滞留在洛阳并未回返,却在这寻常一日的早晨,城中书铺之内都摆满了印刷出的新书。
前有第一轮印刷的识字书籍《急就篇》,中有第二轮印刷的地理图册《山河录》,后有第三轮印刷的四项杂谈之书,为农工医等门类铺设其地位攀升之路,以至于寻常的民众都未曾觉得,在熬过了今岁旱灾后又出现新的书籍会有何种问题。
可当识字之人翻开这本书籍后他们却陡然意识到,这和先前的科普类书籍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本论述之言!
论述之言被以这等印刷成千上万份的方式传递出来,等同于是大司马将这份在她看来有必要在此刻出现的论断塞到所有人的面前。
“她这是什么意思?”刘扬将手中的书籍翻开,脸色顿时一变。
前几日的天象有异和他让人在长安城中引导的言语,让他陡然意识到,在巨额的利益面前,希望将乔琰给拉下台去的并不在少数,即便并非人人都可跟他对面而坐,密谋刺杀之事,能被他引为助力的,其实还有不少此前并未被他考虑在内的存在。
然而这还没等他将此等流言变成对乔琰落到实处的打击,也没等他享受这份仿佛天赐的成功多久,便骤然遭到了这样的一记还击。
谁都知道乔琰在此前打着为民求生之名做出的书籍印刷举动,让识字之人的团队扩展了多少,又让愿意为了书籍而花钱之人增加了多少。
此书一出,势必在极短的时日之内遍传天下。
而当其中写的是对有些人的控诉之言的时候,无疑是一把极锋利的尖刀,在令人猝不及防之间做出了还击。
不错,在刘扬看来,这就是控诉。
只因在那句石破天惊的“豪杰当天命”开创国家的言论之后紧随的,便是王朝灭亡之事。
在这白纸黑字中清清楚楚地拓印着这样的一段话——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2
刘扬一看到这里当即大怒:“这说的是何人?”
若说这是对于昔日铸造铜人、宠信宦官、苛捐杂税、极尽享乐,以至于造成了黄巾之乱和埋下董卓作乱契机的汉灵帝,好像没什么问题。
尤其是其中对于私嗜邪念的阐述,极为贴合桓灵二帝的所为。
可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能由乔琰说出来的,得到了她授意出书的仲长统也理所当然不能用这句话来指责汉灵帝,毕竟她那最开始的托孤之臣名位就来自汉灵帝的授予。
刘虞当然也不符合这句话。
谁都知道,这位天子或许在能力上相较于四方驰骋征伐的大司马差了些,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仁君,在德行操守上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指摘的地方。
那么在刘扬看来,能被带入这个角色的竟只有一个人了——
便是他自己!
所谓的后世愚主、导致王朝“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的罪魁祸首,正是乔琰在得到了那些无端因天象而起的指责后对刘扬的反击称呼。
一旦代入这种猜测,刘扬就无法在一时之间从中挣脱出去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句“四夷侵叛”上良久,也下意识地想到了此刻长安城被四面包围的处境,只觉这还真是个真实写照,或者说是乔琰对他做出的直白威胁。
淳于嘉正登门拜访而来,便听到了刘扬忽然发出的一声质问:“她何敢如此放肆!”
“为何说这是放肆呢?”淳于嘉当即接话道:“她分明很聪明。”
刘扬循声朝着淳于嘉看去,不解地问道:“您为何还如此夸赞于她?”
淳于嘉摇了摇头,“我不是在夸赞于她,而是在说一个事实。这本昌言,看看后头的言论你便知道了,并不是她在被激怒后做出的鱼死网破之举,而是一出颇有条理的逐一辩驳。”
还真像是乔琰所猜测的那样,淳于嘉等人在拿到这本《昌言》的第一时间便觉得,这是乔琰借助于仲长统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别管这到底是仲长统的话还是乔琰的话,这的确是一出对于流言有条理至极的辩驳。
顺应着那帝王之位多有假传天命之嫌,随后所说便是那大汉“圣主”的真正得名由来,而后便引发了那关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断。
“这话聪明就聪明在从上位者转向了民众,”淳于嘉叹了口气,说道:“殿下您想想,固然对这本书能达成通读的人大多处在上流,拿到这本书的人中最大的群体又是谁呢?”
刘扬没有做出回复,可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被那《急就篇》和《诗经》连带着乐平月报完成了启蒙的广大民众。
他已顺着淳于嘉的话往下看了下去。
便见那随后的“天道为末”陈说里,诚然是切合着民众的习惯而写的。
何为人事为本?先从“寿考之方”上陈说好了。
对这些生活在灾病之中的民众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想要让自己活得更久。
可就像当年戏志才刚遇到仲长统的时候,在他的纸稿上所写——
“且夫堀地九仭以取水,凿山百歩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3
违背农业种植的时节,不遵从人理,反而向那些并不吉祥的东西谋求福祉,向愚昧的人寻求信托,那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要想身体安泰,事业顺利,便该当调和元气,清净思虑,节制饮食,嗜欲适度。
倘若真的不幸出现了疾病,也绝不能去朝着昔年黄巾贼子那一类人寻求符水为饮,而该当去这早已建立在各地的医署求医问药,同时端正仪表举止,乐好道德,施行仁义,处身正直,这才是所谓的“吉祥之术”。
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一件是由所谓的“天象”来决定的,完全依托于人的决策和执行。
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因为某种天象天命之说而惶惑呢?
“先前的种种言辞不过是个开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处回应。”淳于嘉点评道。
仲长统这数年间在乔琰治下土地的行游绝非是在打发时间,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他打从言论创建的那一刻起,便扎根在这片深受乔琰影响的土地上。
他甚至在随后的话中将概括的论断回归到了一项项的顺应天时举动,让那些看到晦涩言论难以理解的民众见到曾经在月报和生活中出现过的耳熟能详之言,寻找到了一点熟悉之感。
淳于嘉说这才是第一道回应,一点也没有错。
而第二道回应,则在间隔了数章之处的关于为官之道。
这确实不是对百姓来说熟悉的东西,可仲长统用了一个在淳于嘉看来很是狡猾的方式来阐述此事。
他说,有些地方上的官吏为了显示自己的清廉,用瘦马破车行路,不接养妻儿到就任的地方,不肯接受封赏和升官,来了客人都不拿出酒肉招待,这样的行事方式,人人都说他们是清廉高尚的。
就像是那位“悬鱼太守”,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并不是要对这样的行为做出什么批判,而是觉得这样的举动做得过于偏激,以至于有违人之常情了。
世人称道他们,是因为之前的朝野之间没有公正可言,人们必须要去追寻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标杆,可换一种方式想想,假如朝政公道,正直可行,是不是并不一定要强求于这样一个过界的清流处事呢?
他写道——
【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4
便如那备受指摘的大司马一般,她麾下的部将所用的都是上好的西域名马,穿着的都是最新的棉衣,可在旱灾到来之年里,她能开仓赈灾平定乱象,将粮价压制在一个让百姓能承担得起的数额,为什么要指责她是在享受到了至高权柄后放纵己身,有逾越之嫌呢?
这不过是在公正的法度之下才能存在的另外一种仁德表现形式而已。
他甚至在这第二道回应的末尾写道: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5
“人实难得,何重之嫌……真是好一个人实难得,何重之嫌!”刘扬看到这里已不免有些咬牙切齿。
这话就差没有直白地对大家说,大司马就是那个权位甚重的第一人,但她能做到自己应当做的所有职务,在这个对人才本就最为匮乏急缺之时,怎么会有人觉得她的权柄太高的?
长安朝廷所掌握的九州之地上,起码有半数的人因接连两年旱灾的缘故,对于那句“开仓库以禀贷”有着格外直观的认知。
这样有代入感的解读,比起那“赤气贯紫宫”的无妄指摘,无疑更能令人所信服。
“殿下,我们的麻烦大了。”淳于嘉开口,让刘扬已蓄势待发的怒火不得不往回收了收。
是啊,比起为这番切中要害的说辞而恼怒,他们更应当在意的,是到底要对其如何反击。
暗指乔琰的流言不过只是在长安地界上传扬,这本《昌言》却绝不可能只放在了长安。
按照乔琰掌握的那些印刷厂的效率,就算有运输耽搁的问题,这些书册还是应当已经遍布于北方了!
的确如他们所料,这当然不只是在长安出现了爆炸式的宣发兜售。
在真正作为乔琰大本营的乐平,此书早已成为了人手一本的存在。
下到学生,上到师长,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遗漏。
就连结庐在太行山上为荀爽守灵的弟子都被人专门送去了一份。
在这等毫无缺漏的撒网之中,早在刘扬和淳于嘉等人拿到那本昌言之前,一度被王允建议刘扬前去接触的卢植就已收到了这份著作。
虽已将这《昌言》往复翻阅了三遍,卢植还是看着那最后的一段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只见得仲长统在那里写道——
琢磨珪壁,染练锡金,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与诸君共勉。6
卢植不由喃喃出声:“这是清水见底,明镜照心啊。”:,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