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 正文 无赖
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一条直线下去，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我家就是。奶奶刨开土，种了些大葱和黄瓜。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我叫一声：奶，吃饭吃得不过瘾，没有葱。奶奶就站起身来，迈着小脚，走到院子拔一棵葱，洗净放在我面前，笑说：孙子，吃完还有。谁家有这葱？
1991年年初，我十二岁，苏联快要解体，作家三毛刚刚用丝袜上吊自杀，一伙人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为首的一个递了一张纸给我爷爷，说：大爷，看看，这是现在的政策。爷爷说：我不认字，要交什么钱？那人说：不是交钱，大爷，是给你们钱。你们整个胡同要拆迁。爷爷说：拆我们家？你敢？爷爷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可还是奋力举起拐棍要戳对方下阴。那人后退半步说：不是光拆你们家，也不是光拆这一条胡同，这一片都要拆迁，要盖一个大超市。找认字的人看看政策吧。说完领着那伙人向下一户走去。父亲从工厂下班之后，拿起“政策”仔细读过，对我们说：说啥也没用了，准备搬家吧。
爷爷和奶奶去了J市老姑那里，前提是拆迁费要给老姑。亲人们在炕上的小圆桌上签字画押，然后爷爷和奶奶上了火车。走之前，奶奶在院子里揪了两棵葱放进了包袱里。从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们，因为一年之内，他俩陆续死在J市。字据上写的老姑的责任是“养老送终”，养老短暂，只剩下了送终，让人始料未及。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马路边上，面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那是盛夏的傍晚，蚊子在路灯底下成群结队地晃动。有几只吸了我的血逃走了，有一只被我打死在胳膊上，我从胳膊上拈起蚊子的尸体，说：爸，我们今晚要睡马路吗？凉快是凉快，可是有蚊子。父亲说：不睡马路，等我朋友来接。母亲一边检查着行李，把有些松散的绳子绑紧，一边说：你爸的这个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妈的话，以后住在你爸单位要处处小心，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国家的，不像在家里，都是咱们自己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离这个老马远点。他是三只手，还是大酒鬼。我心头一惊说：爸，你的朋友长了三只手，那只手长在哪里，是前胸还后背？父亲看了母亲一眼，说：三只手不是长了三只手，是有点别的本领，而且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从今天起，我们先住在车间，等爸妈攒够了钱，我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但凡爸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受委屈。正说到这里，一架倒骑驴停在我们面前。上面骑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可打扮得却十分年轻，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最奇怪的是，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这样一身打扮坐在倒骑驴上，路人无不侧目，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说不定。见到我们之后，他用三根手指把礼帽从头发上拿起来一点点说：久等了吧，那妞缠着不让走，要不是她屁股大，让人舍不得，我早就来了。上车吧几位。然后又把礼帽放回了油光光的头发上。
于是呼呼啦啦地上了车，我和母亲一起抬那只红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每次搬家数它最为金贵，母亲来来回回地检查，可我从没见母亲打开过，上面挂着一只金色的小锁，不知道里面沉甸甸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我坐在倒骑驴的铁沿上，父亲提出要蹬车，黑礼帽一摆手说：我这倒骑驴，别人骑不了，一骑就歪，只认我，上去坐着吧！
一路上黑礼帽兀自讲话，说刚跟自己的小姨子睡了觉，那小姨子的奶子滚圆，拿在手里像只大白梨，皮薄汁多，让人忍不住去咬。说着说着，忽然插进一句：兄弟媳妇，你老拿那大眼瞪我干吗？母亲说：孩子才十二岁，你满嘴喷粪，我要领他下车走路，你给我站下。黑礼帽一脚踩住脚闸说：这车上的东西数你那红木箱子最沉，你也要扛着走？母亲默不作声，转头对父亲说：若是你有点能耐，能让人这么欺负？眼睛竟然含了泪。这时我忽然问：叔，啥是小姨子？黑礼帽说：小姨子就是我老婆的妹妹，你有小姨没有，那就是你爸的小姨子。我说：你不跟老婆睡觉，跑去跟老婆的妹妹睡觉？黑礼帽一笑，露出两排熏黄的牙齿说：老婆跑了，只剩下小姨子。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小姨子，前小姨子也有老公，不过睡一睡也无妨，她那玩意闲着也是闲着。因为这次离得近，我闻到他嘴里浓重的酒气，好像酒窖一样。父亲这时瓮声瓮气地说：老马，少说两句，孩子还小，什么都当真。老马说：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先互相了解了解嘛，难道是求我帮了一次忙就拉倒了？以后绕着我走？父亲说：哪能？住了车间，凡事还得依仗你，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嘛。老马说：嗬，出息了，面子于你有啥用？但还是住了嘴，剩下的路哼上了小曲，不再对我们讲话。
父亲的车间大概有两千平方米，老马给我们找的隔间大概有六七平方米，在车间的二楼。里面塞进了一个双层的铁床，就不剩什么地方了。因为料到是如此情况，所以原来的家当，凡不是生活必要的，搬家之前摆了地摊，卖的卖，丢的丢了，剩下的东西统统放得进去。母亲的红木箱子放在角落，上面铺了塑料布，当了饭桌和我的书桌。我掏出自己的台灯也摆在上面。卖东西的时候父亲问我：有什么东西一定要留着的，只能挑一件，要不然可就全卖了。我想了想说：把那个台灯给我留下吧，也卖不了几个钱。那台灯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是个旧物，邻居用过的，要扔。我没见过台灯，看她扭着那东西的脖子走过我家的院子，我问：姨，这是什么东西？姨说：台灯，书桌上用的，我姑娘手欠，把开关按坏了，怎么也不亮。我说：姨，给我吧，我看罩子挺好，倒过来能盛点东西。台灯到了我手里，我鼓捣了一个晚上，终于亮了，只是开关还是不好用，就那么一直亮着。于是插头成了开关，即插即亮，拔了就灭，除了这点，是一个真正的台灯。
老马帮我们把东西搬进来，说：地方是小点，不过不要钱，厂里的保卫科每天八点来查岗，到时候你们把门锁上，不要点灯，一会他们就走。我小舅子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就是走个形式，你们不要给他上眼药就好。电视我屋子里有，要看就下来。父亲说：老马，怎么谢你？老马说：兄弟还说这个？你看着办吧。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塞进老马手里，老马说：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这里有我在，包你不花一分钱。父亲说：那是。又掏出一百块递过，老马接了，把礼帽翘了翘，走了。
从此住下。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无数的车床、吊臂、工具箱、电钻、扳手、螺丝。白天开动起来好像不是要生产什么，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样嚎叫着。一到夜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机器们全都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全都死了。潮气从地面返上来，弥漫着坟墓的气息。母亲不准我去老马的屋子里看电视，所以搬进车间三个月，我还不知道老马的屋子是什么样，电视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每天八点之前，我点上台灯做完作业，就拔了插头，揣着父亲的半导体到车间四处溜达。一边捡起散落在四处的螺丝，放在就近的工具箱上，一边听着单田芳用沙哑的嗓音讲着《童林传》，那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仿佛有无数个单田芳，无数个童林童海川。
有时晚上在车间里遇见老马，他提着手电筒检查电闸和门锁。一般我都躲开，只是半导体不舍得关，他其实能够听见我，但是并不找我。他总是醉的，即使是清晨，他也好像是刚刚喝过酒的样子，走路晃晃悠悠，见到女人就拈起礼帽，但是从不摔倒。
我一直纳闷父亲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两人的共同点像是夏天的雪花一样少。父亲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擅长跑圈，厂里一开运动会，便派他去跑圈，一圈一圈跑下去，据说有一次忘了已经过了终点，多跑了一圈，还是得了第一名，赢了两双黑胶鞋回来。有一次正跑着，忽然觉得汗好像一下子出光了，从身上的各个毛孔喷出去，随后一股热气袭进胸口，张嘴吐出一口血，便人事不省，一头栽倒在黄土跑道上。从此干不了重活，肺里面结了血块，经常上不来气。因是代表车间出战，好歹算个工伤，就留在车间里帮着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小零件，用只竹筐，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去，再交给仓库保管员，第二天重新配发。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活，谁也不当回事儿，除了父亲自己。他每天按时上班，挎着竹筐在车间捡一天，下班之前一个个数过，分门别类交上去。一次母亲得了急性肠炎，吐得一塌糊涂，去工厂卫生所挂吊瓶，想让父亲请一天的假，父亲说：最近车间忙，脱不开身。母亲说：车间忙？关你屁事。父亲说：车间忙，乱丢的零件就多，捡一天都捡不完，晚上还要捡。母亲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谁不知道你是个废物？少你还能停了工？父亲盯着母亲看了半天，穿上工作服说：下班之后过去看你。然后依旧上班去了。
我们的隔间在车间的北向，没有窗户，极潮。夏天过后是秋天，蚊子少了，身上的红点也少了，不用每天夜里起来杀蚊子，往身上涂牙膏了。因为蚊子杀不净，车间里除了老马，只有我们三个活物，每天晚上准时到我们身上就餐，前赴后继，大啖人血，杀累了，困得不行，第二天还要上学，只好往身上涂上牙膏，就着一点点的清凉和不痒赶快睡去。秋天蚊子虽少，却有蜘蛛，蜘蛛不咬人，只在你身上乱爬，有时还要坐在脸上休息，伸手去抓，马上迈开八脚，水上漂一样逃走。等你住手睡着，它们便扭头回来，继续在你身上旅行。隔间的角落里都是蜘蛛网，捣毁之后它们又结，索性放任自流，反正不咬，让它们爬去，每天起夜尿尿，站起来都有蜘蛛落下，我也不看，端起夜壶尿完，倒头再睡。十二岁的我，夜里的事情还数睡觉是头等大事。
一天正睡得结实，没有做梦，忽听见有人用拳头砸门，拳势之猛烈好像要把铁门砸穿，伸手进来抓人。父亲和母亲马上翻身坐起，好像从没有睡过一样，眼睛瞪得溜圆。“别出声，可能是保卫科的。”父亲在底下用嘴形对我说。我的心怦怦乱跳，自从住进车间，“保卫科”三个字成了最大的咒语，因为从没有见过。每次来做夜查，我们都藏进隔间里把门紧闭，所以只听见过脚步声，从没见过保卫科的脸。这时听见门外说：兄弟，我是老马啊，快快开门，有好事讲给你。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做手势叫我继续睡觉，母亲翻身穿上衣服，父亲在门里说：老马，半夜两点啊，有好事明天再讲吧。又一个拳头砸下，外面说：非得今天说不可，人生能遇见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跟你讲讲，老婆是你的，哪天抱着睡觉不行？父亲只好把门打开，披上衣服出去。刚一露头，就被老马一手抓住，说：走，下楼喝酒，我专门摆了宴啊，单请你一个人。
于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母亲在底下倒是不久就睡熟了，她是车工，每天要站八个小时。又翻转了一会，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蹑手蹑脚从床上下来，绕过母亲搭在床边的手，开门出去，下楼来到老马的屋子门前。老马的屋子在车间的大门旁，任何人进入车间都要经过它，白天是收发室，晚上就是更夫的卧室。只见一缕缕烟从四面门缝冒出来，我敲了敲门。老马在里面说：谁？我说：我妈让我来找我爸，他明天还要上班。门开了，里面一片烟雾缭绕，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大铁桌子上乱七八糟地铺着报纸，报纸上面摆满了用一次性塑料盒盛的盒菜，两只白酒瓶和无数的啤酒瓶摆在地上。一只啤酒瓶倒了，碎成两半，啤酒流得到处都是。铁桌子旁边是一张铁床，床上的被褥向外翻着，床单被罩都已经油黑。在门的旁边，是一个一人高的旧工具箱，上面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开着，可不知是故障，还是因是午夜，已无节目，翻着白眼一样冒着雪花。父亲手里拿着筷子，上面夹着一块锅包肉，刚要送进嘴里，看见我站在门口，笑着用锅包肉指着我说：儿子。我从没见父亲这么醉过，因为有病，他很少喝酒，也不抽烟。今天他完全变了模样，衣服敞着，露出雪白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汗珠，手里的烟卷已经烧到了指边，还是夹着。
老马也叼着烟，一把扳过我的肩膀，说：小子，进来。父亲用脚踢过一把椅子说：儿子，坐这。听你马大爷讲，嗬，你这个马大爷啊，真是个好汉。我站着没动，说：爸，回去睡觉吧，再喝天就亮了，妈妈自己在屋里。父亲说：是啊，快坐，你马大爷正讲到关键的地方。老马说：兄弟，你这儿子我喜欢，一双手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念书的坯子，我那个种认字还没有我多。不说这个，跟他妈过，我也见不着。刚才讲到什么地方？父亲说：说你倒在地上，一把把那女警察的裤腰带抓住。老马吐出一口烟，说：是啊，那女警察的裤带真紧，手也硬，看我抓住她的裤腰带，马上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说，松手，要不你不光是盗窃，你罪大了。我说，同志，我偷东西我认，但是实话告诉你，我偷东西是副业，主业是偷人，今儿第一次见，让我摸一把，算个见面礼。女警察一脚踹在我裤裆，把我那玩意踢得七荤八素，差点把我绝了后。但我死死抓住她的裤腰带不放，趁她劈腿，手就往里伸。她叫了一声，照我的胳膊就是一口，那娘们前世一定是个畜生，这一口好像咬到了我的骨头。我大喊一声，一使劲把她的裤腰带拽折了。她赶紧松开我，拉住裤子，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边跑边喊：下回请我摸也不摸，干巴巴的，没什么意思，回见。父亲听得哈哈大笑，笑得口水都流了出来，他举起一杯啤酒冲着老马说：好汉！然后仰头喝干了。
老马也喝掉一杯，说：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最开始偷东西，偷的是军帽、粮票、鸡蛋、豆油，家里姊妹多，我那死掉的老妈隔一年生一个，一口气生了九个，从小没穿过囫囵个儿的裤子，让我们怎么活，不偷可不就要饿死？小子，知道什么是天窗吗？我说：不知道。大爷，电视没节目了，能关了吗？老马指了指自己衣服胸前的那两个兜，说：行话里，这叫“天窗”，裤子两边的兜叫“地漏”，里怀叫作“心里美”，屁兜叫作“请你拿”。偷东西先学身上偷，身上偷先学“请你拿”，因为屁兜最好下手，眼睛冲前，屁兜冲后，可不是请你拿怎么的？“心里美”最后学，最难，可是一般揣在怀里的，是好东西，偷一个是一个，可是万一失手，一下就让人拿住，因为手在人家身子里，哪跑得了？我开始的时候掏“心里美”，就让人拿过，那时手生，不知轻重，一下把那人给捅笑了，随后便把我手给夹住。那时不兴经官，从公交车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差点把我打死，话说，哪个偷东西的没挨过揍？身上偷之后，就是屋里偷，翻墙入院，溜门撬锁。这练的不单是手上的功夫，腿脚还得利索，下脚要轻，眼神也得好，要不然夜里不一定把什么碰响。小子，你瞧工具箱上那锁，我不用钥匙，拿根铁丝两下就能捅开。父亲又笑，端起一杯酒举到老马脸前说：大哥，捅一个，让我们爷俩看看。我这儿子只会念书，今天让他长长见识，省得变成个呆子。我说：不用了，爸，回家吧，我困了。父亲瞪着我说：没听你大爷说？拿根铁丝就能捅开。老马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出屋子，不一会手拿着一根一头弯曲的铁丝回来了，工厂里这样的东西是到处都有的。他来到工具箱前面，自言自语说：这工具箱不是我的，是喷漆工张师傅的，放在我这儿当电视柜，放了五六年，也不知里面放了什么。说着蹲下把铁丝塞进锁孔。
我站了起来，虽然刚才吵着要回去，可这时已起了好奇心，就见他轻轻地转着铁丝，一手小心地压着锁鼻，就在这时候他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把锁芯碰得直响。他伸手拿起桌上的一杯啤酒喝下，手似乎好了一点。这回他重新集中精神，转动铁丝，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动，锁鼻弹了起来。他把锁摘下来，顺手打开了工具箱。里面空无一物，连张报纸都没有，却散发出工人身上特有的汗味，一种体味和机油味的混合体。这时父亲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脸枕着一盘凉菜。老马重新锁上工具箱，在嘴上放上一根烟，当他划着火柴，手又开始抖动起来，怎么也放不到烟头上。我接过火柴盒，帮他点上，说：大爷，你这手是什么时候开始抖的？他说：十几年前吧，让酒给拿的，喝上就不抖，你说他妈的怪不怪？说着他举起那根铁丝说：十几年没开过锁了，那咔的一声，十几年没听过了。小子记住，锁里面有个东西叫作锁舌，铁丝就是对付那东西，进去钩住，向外拉，不要太用力，太用力铁丝就直了，锁舌拉松，簧就弹起来了，那动静就是锁簧的动静，真好听啊，跟小妞脱裤子那“刷”的一声一样。说着他又拿起酒来，看着我说：你大爷我这一身本领，嗬，废了。说完喝掉了酒，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扶着父亲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秋日清晨的淡云浮在落地窗外的天边，好像老人的眉毛一样。
后来我问父亲，那天老马说有好事要庆祝一下，到底是什么好事？父亲想了想说，忘了。对了，后来那工具箱他打开了吗？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打开了，里面是空的。只是他的手抖得厉害，爸，我感觉他好像有一天可能要把自己喝死，他为什么要那么喝酒呢？父亲说：我十几年前就觉得他要死了，可是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么喝酒？偷不了东西，憋的。如果不是小舅子在保卫科，能让他这样有前科的人打更？不对，是前小舅子。他现在不是喝酒会死，是不喝酒会死啦！听你妈的，还是离他远点为好，爸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点了点头，心想，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朋友呢。或者也许过去真的是吧。
事情并没有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发展。冬天来了，下过几场雪之后，老马的身体好像突然垮了下来，虽然还戴着黑礼帽，可是鬓角的白发多了起来，走路也不如原先那么稳当，不用仔细看，就知道是醉得厉害。听父亲说，他好像再也不讲前小姨子的事情了。随后因为他忘了拉闸，好几次半夜里工厂的机器突然鸣叫起来，好像有人在棺材里突然唱起了歌。车间主任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再这么下去，无论他的前小舅子是谁，也要赶他回家了。于是他拎着啤酒瓶到主任办公室大闹了一场，不过酒瓶子不是要打别人的头，是向自己的脑袋招呼，把自己的额上砸开了一条大口子，如果不是被几个副主任拉住，他没轻没重，把自己打死也说不定。于是主任告了饶，发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一直让他当更夫，这么大的车间，没有他这样功勋卓著，兢兢业业的老同志看管是万万不行的。于是老马才饶了自己，脑袋冒着血，从主任办公室撤退了。
包上头之后，老马的酒喝得更厉害了，有时候他的屋子里还进了陌生女人，这是过去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屋子夜里常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是大笑，有时候是大吵，不过第二天一早，屋子里总是只剩下他一个人。据我的观察，他的钱就是这么花光的。
本来老马能够留任，对于我家是好事情，因为他是我家手里唯一一张牌，打光就没有了，只要他在，就没有人能把我们撵走。可是没想到，很快他就找到我家的头上，原来我家也成了他唯一一张牌了。有天夜里，他又来敲门，父亲开门出去，我听见他对父亲说：兄弟，借一百块钱花，开工资就还你。父亲说：大哥，我这紧你也知道，一百是真没有，二十行吗？老马说：兄弟，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不知道我？能不还你？父亲说：不是信不过你，是真没有，这有二十，回头我再想办法。老马说：明白了，你没拿我当朋友，那我也犯不着护着你。保卫科的人问我好几次了，明天我去跟他们说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父亲慌了，说：我再找找，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肯定差不了，兄弟之间别说外道话啊！老马说：明天早上我等你，如果大哥有别的办法，不会来找你。对了，那二十块先给我吧。
父亲回屋之后，躺在床上，对母亲说：坏了，可能住不长了，他穷疯了。母亲说：现在找房子也来不及，大冬天的怎么搬家？况且你兜里有钱吗？租房子谁会赊账给你？能对付一天是一天，只有开春再想办法了。说到这里，母亲突然说了一句：如果他欺人太甚，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这么活着太累了，我什么也不怕了。父亲拍了拍母亲的手说：别说了，全怪我，我是窝囊废，你的命和他的命咋能一样？先睡吧。
第二次价钱涨到了一百五。父亲真的没有，只好先给了一百，那五十欠着，说好一周之内一定给。一周之后，老马没来找，父亲以为他忘了，省下了五十，就没给他送去。那时我刚过完十三岁的生日，我是冬天生的，听母亲说，因为比预想的突然，就把我生在了爷爷家的炕上。爷爷家的炕真热啊，我像个小猫一样躺在热炕头上哭着，哭声之大，大人们都安心地笑了。十三岁的冬天，我已不是婴儿，我迷上了小说，像是饿坏了的人见到了宴席一样，拼命地读着从各种途径搞来的书。我最喜爱的是《基督山伯爵》，邓蒂斯钻进尸袋里越狱的段落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都兴奋得面颊红润，脊梁骨战栗。那天父亲和母亲去参加一个外地远亲的葬礼，说好晚上会赶回来给我做饭，可是迟迟没有回来。但是没什么关系，我点上台灯，趴在母亲的红木箱子上读书，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从身上飘荡出去，落在纸面上，和那书里面的人物一起冒险，而我自己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我如梦初醒一样说：马大爷？外面说：开门，保卫科的。顿时我的身上凉了，脑袋一片空白，我说：我爸妈没在家，我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外面说：这是你的家？这是公有财产，快开门，非得让我们给你撬开？我梦游一样拉开门锁，看见外面黑暗的走廊里，站着三四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老马不在其中。一个人踱步进来，四处看看，说：不简单，这么点地方能挤三个人？也不怕冻死？我恍惚地说：冷的话就进被里。他伸手去我的床上摸了摸，回头说：嗯，是电褥子。一个人用手指了指，补充道：还有台灯。进屋的那人蹲下，对我说：小朋友，你知道这厂里的电是谁的？我说：是你们的，是你们的电。他摇摇头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你们家现在在从国家的兜里偷东西，知道吗？我的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是“心里美”还是“请你拿”呢？但是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没有说出口。他继续说：本来我应该现在就把你撵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但是现在外面下雪了，你爸妈也没在，万一把你冻死，我也不忍心。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大，那样的事我做不出来。这样，电褥子给你留着，要小心用，不要着火，台灯我拿走，没收了。还有，等你爸妈回来，告诉他们，有什么意见来找保卫科，否则让你们三天之内搬出去。说完他拿起我的台灯，因为插头还连着，他拿起的时候台灯还亮着，随后他使劲一扯，台灯灭了。我扑过去一把抓住台灯说：还我！他说：让你爸妈到保卫科来取。我说：不行，还给我。我一手抓着台灯，一手抓着他的袖子，他被我抓得烦了，把袖子向后一抽，我没有防备，向前冲去，嘴唇撞在铁门框上，鲜血马上冒出来，流了一身，脸也摔破了。后面的人说：科长，就是摔破了点皮，我们走吧，这小子好像有点不正常。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说：我可没要打你，是你自己摔的，让你爸妈来保卫科找我。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坐在地上，哭了一阵，把血擦干，明白这一切是因为少了那五十块钱，一定是老马告了密。就差那五十块钱。台灯值五十块钱。我忽然看到了母亲的那只红木箱子，台灯拿走了，红木箱子露了出来。我走下楼，在地上捡到一根铁丝，回来楼上，把铁丝的一头掰弯，伸进箱子那个金色的锁头孔里。锁舌，重要是钩住那个锁舌，然后轻轻地拉，不要太用力，否则铁丝就会变直。我试了几次，都没有钩到，夜里的冷气包围过来，把我裹在中间，冻得我浑身发抖，手也不听使唤。我把手拢在嘴前吹了吹，再一次把铁丝伸进去，这次钩到了，“咔”的一声，锁鼻弹了起来。我扔掉铁丝，掀开箱子盖。里面是满满一箱子土，干土，我伸手插进土里，在里面摸索，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夹着我的手，好像我的手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我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不是工地的沙土，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里面还有蚂蚁的尸体，已经干瘪了，相信当时的土是湿的，这么多年活活阴干成了这个样子。母亲带着四处搬家的红木箱子竟然装的都是土，没有一分钱。我坐在地上想着，盯着敞开的箱子，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没有关系，我要把我的台灯拿回来。
我再次下楼，从一个敞开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长扳子，推开了老马的房门。他的屋子比我家的还冷，雪片被风吹着，呼呼地拍打在玻璃上，玻璃的缝隙全都结了冰。大铁桌子上摆着无数瓶啤酒，好像森林一样，可是没有菜，只有一袋盐。老马没戴礼帽，露出花白的头发，不像过去那么油光光了，而是蓬乱着，染过的部分已经生出了白茬。他手里捏着一根钉子，蘸着盐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拿着啤酒杯。看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说：小子，嘴怎么破了？我说：你去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说：台灯？关我什么事？我说：保卫科拿走的，你去给我要回来。老马看了看我手里的扳子，说：要拿这玩意打我？我说：站起来，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没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上面还有啤酒瓶留下的伤疤，像一条翻白的小鱼，说：往这儿打，我要是躲一躲，就不算你大爷。我想了想，把左手放在铁桌子上，抡起扳子砸下去，他伸手一挡，扳子飞了，扫倒了桌上大部分的啤酒瓶。他腾地站了起来，叫道：你这手，比不上一个台灯？你这手？我的眼泪流出来，本来我是不想在他面前哭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泪就是直直地窜出来。我说：台灯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去给我要回来。他说：什么叫你自己的东西？什么话这是？你傻了？我说：就是我的东西，我的！我的！说到这里，我简直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他站着看着我，看了好一阵子，说：小子，我那小舅子调走了，现在保卫科也不认我了，我去也没用。我不理他，兀自哭着。他用手搭在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你这手啊……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拿起礼帽，从地上捡起一只完整的空酒瓶，掂量了掂量，手攥着瓶嘴倒拿着，说：走吧。
我跟在他后面，走在工厂中央的大道上，黑漆漆一片。雪下得真大，北风呼啸着，把雪吹得到处都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大道两旁的杨树变成了树影，看不清楚，好像隐在暗处的偷窥者。老马手扶着礼帽，在前面弓着腰走，我挪着步跟在他后面，雪落进我脖子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冷，脸上的血凝成了血块，好像也不疼了。走到保卫科的办公室门前，透过窗户我看见里面亮着灯，我的台灯就放在科长的桌子上，连着插座，正发出柔和温暖的光。科长手里端着茶水，和别人说笑着。老马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花衬衫的领子抹平，对我说：在外面等着，是那个台灯？我点点头。他笑了笑，走进去之前冲我翘了翘礼帽。我看见科长站了起来，他说了什么，指了指台灯，科长摇头，他又说了什么，声音大了起来，三四个人围了过去，用手指着他。这时我看见他嘴角边有浮起那种深醉时的微笑，就像他讲起抓住那个女警察裤腰带一样，然后他摘下礼帽，抡起啤酒瓶砸向了自己的脑袋，啤酒瓶在他的额头上炸开了，烟花一样飞溅出去，那条翻白的鱼突然活了起来，变得更大了，在他额头上游动，他后仰着摔倒在地，一只手拿着礼帽，一只手攥着仅剩的瓶嘴，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我听见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铁碰着铁，钢碰着钢，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疯狂地跳起了舞。工厂的大道都跟着战栗起来，面条一样抖动着，土、石子、树木，都跟着抖动起来。所有的路灯同时亮了，把一个个厂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铁门，那高高的烟囱，那堆在路边的半成品，都清楚地裸露出来。我看见他们也站起来，在大雪里跳着舞，身上的轴承、螺丝、折叶，向四处飞溅，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终。有人喊叫着，从房间里面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我倒在雪里，台灯在桌子上还散发着温暖的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我包围。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