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6号线68街站附近租了个单间公寓。房子很小,但考虑到地点很好而我在家时间毕竟有限,也算是物尽其用。来纽约前我特地去参观过林染和法兰克的家:林染现在和Mike住在一起,Mike的所是纽约少数在下城的律所之一,为了两人上班都方便,他们就住在42街附近,林染每天过一条马路就可以去上班。
“一点都不好!周末抓我加班的时候我连不去办公室的理由都没有。”林染愤恨地说。
法兰克的办公室在第八大道上,但这位仁兄偏要舍近求远住在东边的73街,按他的说法,他非得离办公室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能走路去中央公园,才能保持精神正常。
鉴于林染和法兰克这两个过来人都表示不能住得离办公室太近,我觉得这一定是有点道理的。上东这个区,听起来一概很高大上,但是其实从70街往南走一点,或者从Lexington往东走一点,房价就会下降不少。我找到的那间公寓,比法兰克的公寓小不了太多,租金却要便宜一半。当然,他要去中央公园,步行五分钟就到,而我要走上多一倍的时间,但反正我现在的时间也没那么值钱,我觉得还是省钱比较重要。
“你为什么不直接住你爸妈的房子呢?或者像Jane那样,干脆住在中央公园边上?”法兰克带我逛PotteryBarn给新家置办家产,我一边挑选台灯一边问他。
“你没有听说过吃人手短,拿人嘴软吗?”法兰克说。
我放下台灯。“法兰克,我觉得你的中文水平有进步啊,都已经开始会用谚语了。”
“彼此彼此。”
我不慌不忙的再把刚才放下的台灯提起来,去收银台交钱:“谁跟你彼此彼此。记住,我的中文水平和你相比,要用一个成语形容的话,那叫做'云泥之别'。还有,你刚才说的那句,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下次再说错,千万别跟人讲你有好朋友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为什么?”
“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跟我这么个根正苗红的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毕业生混了这么久还用不对成语,真是暴殄天物!”
“你刚才在句子里面是不是用了三个成语?”
“根正苗红”好像不能算成语,但鉴于法兰克的中文水平也就停留在四个字短语的都是成语的水平上,我决定就不吹毛求疵了:“嗯,数得不错。”
“下次麻烦你一句话里面最多只能用一个成语,太多了我消化不了,不利于学习。”
我觉得,自从法兰克摆正了自己男性朋友而不是追求者的位置以后,对我的要求就越来越多。
不过人生有一失必有一得。其实对法兰克,我早有朋友间的倾慕之心,法学院的时候碍着他的心思,跟他熟则熟矣,我却得尽量避免两人相处或交谈的机会,以免他会错意。夏天时我细心观察过一段法兰克对我的态度,觉得他确是放下了,在我面前也放松得多,不像以前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一开始我还稍有点患得患失,觉得原来从追求者退回到朋友的这一步对男人来说竟然说到做到,想来也许是感情不够深罢,但长远来说,多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总比多一个失意的追求者好,这样想来,我觉得我和法兰克关系上的这个进展,算得上是舍小利而图大谋。
“没想到你们还真能做回朋友去。”那天从朵颐出来,林染感慨地说。
“那还不是我和法兰克的情商高嘛。”
“以朋友的标准来说呢,我倒建议你和法兰克在某件事情上保持一点距离。”
“什么事情?”
“你看啊,你家里那些家当,我和Mike陪你去买的时候,都是IKEA,Bed,Bath&Beyond之类;法兰克陪你去买的时候呢,就会带你去PotteryBarn甚至是RestorationHardware。所以你家里既有50美金的躺椅,也有同样50美金的浴巾。你要是老跟着他买东西,破产只是早晚的事。”
每年2200小时的billablehours,换算到每一个工作日,大约是每天8.4616小时,但我第二周的周一和周二在办公室里一共呆了28.6个小时,billablehours不过18个小时刚出头,可见2200小时是怎样的漫漫长路。我项目上的三年级律师安慰我说,头两年总是格外辛苦,因为有可能你在办公室整天无事,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上面的人把活派下来了,要求你今天之内做完,于是你辛辛苦苦做到半夜,billablehours不过五六个而已。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在午夜之前下班,我都觉得生活很不错。回家反正也只是上网看书看电视,那么能在办公室做点正事学点东西也是好的。我把这想法讲给林染和法兰克他们听,林染撇着嘴评论:“工作狂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而法兰克说:“等你在办公室里看到了纽约的日出,也许就会有新的想法。”
我确实还未曾在办公室里看到纽约的日出,也不甚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发现我的大脑大约在半夜两点半左右会开始罢工。一过那个时间,我的工作效率便直线下降,只能用白天1/2的速度处理些低级工作。于实际而言,就是我的客户虽然在每天24小时里都付着同样的时薪,但如果我加班过了两点半,同样的工作他们得付两倍的律师费。
我和我的办公室友栗原很快成了好朋友。栗原的家在西雅图。按她的说法,她的祖父母在二十世纪初从德国迁到美国,在东海岸种了一阵土豆之后,决定移居西岸。栗原小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小伙伴是从日本来的,后来她举家迁回日本,栗原一直念念不忘,于是从此开始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兴趣,终于在大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如今也讲一口流利的日文——她最后也没有再跟她的小伙伴联系上,倒是在日本做英文老师期间认识了同在一所学校教语文的先生。栗原笑着跟我说,她原本的德国姓氏从来没有人会念过,反而是嫁给日本先生冠了夫姓以后,虽然人们刚认识她时总怀疑她有日本血统,却没人问她名字该怎么念了。
我问栗原她先生跟她回了美国还做日文老师吗,栗原摇摇头:“美国对日文老师的需求很小,秀树又只是中学老师而已,所以来美国以后找不到教师的工作,就加入了一家给餐厅供应日本食材的公司。好在秀树对烹饪很有兴趣,所以做得也算开心。”
“那现在你们搬到了纽约,他还在同一间公司吗?”
栗原点点头:“嗯,这间公司正好在新泽西有一家分公司,秀树就调到那里去了。其实这样挺好。波士顿的高档餐厅不多,所以公司利润也少。纽约就不一样,那些高级餐厅的日本食材,和牛啊生鱼片啊之类,多数都是由秀树公司供应的。”
“哇,那你们不是常常可以有口福?”我挺羡慕的说。
栗原抿嘴笑了笑:“是啊,有些时候。秀树的工作开始得特别早,早上六点他就出门了。不过他大约四点收工,正好可以准备晚饭等我回家。”
“那如果你要加班怎么办呢?”
“那就太可惜了!秀树君的手艺很好的。”栗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地样子,把我逗笑了。
经过我的细心观察,这位秀树君的烹调水平确实不赖。栗原一周大约有两三天会带午饭。永远是一个小小的塑料饭盒,里面有时是寿司,有时是日式盖饭,有时是意大利面。饭盒总是用不同花色的和风布料包好,打上一个结。有时高田来我们办公室串门,也会赞叹秀树君的手艺简直和他远在京都的祖母相差无几。
不知道为什么,秀树君令我想起从前S法官的法官助理Michelle那个在书店工作的男友。不知道他现在在纽约,是不是如愿找到了一个像Strand这样既有风格又有品味的书店,做着他梦想中的工作。
“我挺羡慕秀树君的。”有一天中午栗原,高田和我去Menchanko-Tei吃面,高田忽然这么说。
还没等我和栗原问为什么。高田自己接了下去:“日本太太就只会监督自己的先生勤奋工作,能够拿更多的家用回家。”
“但一般的日本先生也不会像秀树君这样放弃自己在日本的事业陪太太回美国深造吧。”我立刻插嘴说。
高田好像想反驳我,但他沉吟片刻,最终还是说:“你说得对。”他转向栗原:“栗原,你要好好珍惜不一般的秀树君啊。”
栗原用餐布捂着嘴吃吃地笑。那一刻她看着很像一个如假包换的日本姑娘。
S所里一共有七八个中国大陆背景的人。除了地产组五年级的曾黎以外,其他人都还只是低年级律师。大家的背景千差万别,绝大多数是我这样半路出家念JD的,也有一两个国内法律科班出身,获得LLM学位后直接进入S所的特例。曾黎最资深,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这个小群的领导。不过要论年纪的话,倒是二年级的赵律师最大。赵律师在国内时学哲学,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工作了几年,出国念哲学博士,又中途改弦更张转了JD。按赵律师的话来说,他有老婆孩子要养,不能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我加入S所第二周伊始,赵律师就以前辈身份来访问过我的办公室。也许是因为还有栗原在场,赵律师全程跟我讲英文。他先自我介绍,问了问我在纽约住在哪里,上班习不习惯这类常规问题。紧接着,他话锋一转,问我结婚了没。
我对这个问题稍微欠缺心理准备,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
“那你有男朋友了吗?”
“也没有。”
赵律师长叹了一口气:“王微啊,你可得抓紧啊。律所工作压力这么大,时间又长。女人老得很快的。你们这种女强人型的,年纪越大越难找男朋友。趁你现在还年轻,赶紧结婚生孩子,以后才不会后悔。我每次碰到税务组的肖梅都会问她准备什么时候跟她男朋友结婚,她都嘻嘻哈哈的,还有曾黎也是,结婚那么多年了还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要孩子……”
赵律师好像还要长篇大论下去,正好这时候有人来给栗原送文件,赵律师看了一眼自己的黑莓说:“啊呀,我项目上的senior找我了。先走了啊,你要有问题或者其他我能帮的上忙的尽管说。”
我自然千恩万谢,恭送前辈出门。
刚回到位子上坐下,栗原说:“我觉得你应该向HR汇报。”
“汇报什么?”我完全不明白栗原在说什么。
“刚才那个人啊。他跟你谈的那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性骚扰。”
赵律师?性骚扰?
“他问你那些不恰当的私人生活的问题,完全可以够得上性骚扰。按他的说法,他还和其他女律师说过这些话,为什么没有人举报过他?”
“那个,他也还好吧,只是作为前辈关心我而已。”我虽然对赵律师说的那些迂腐论调觉得不感冒,不过鉴于他说的也算是咱中国社会的主流论点,我觉得告他性骚扰是有点太夸张了。
“随便你。”栗原耸耸肩。“我要是你,肯定不会放任这种人对我说这些话。”
可是我却不能呢,我在心里腹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