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正文 第四章

    王家在村里原本是有一处高台阶、阔门楼的大宅院的，占地约四五亩，里外三进大小总共二十几个房间。他祖上原是京城的名医，有自家的药库。清末民初，先人过世后，家门的医名在京城不那么显赫了，于是满门搬离京城，回到原籍，盖起了那大宅院。他祖父此后没再入过北京，只居住在县城里行医。祖父一死，父辈人闹分家。他父亲决心遵从祖父的遗嘱做那老宅的守护人和家门医名的继承人，而叔伯们都家家巴望着离开村里。结果自然是各遂所愿，钱财细软十之八九被叔伯各家所分，老宅和少许古物件归在了他一家名下。军阀内战的年头，他家在县城里的医堂不止一次遭到兵痞的骚扰和抢掠，名贵药材被洗劫一空，女眷们还受到过调戏与凌辱。他父亲一气之下，关了医堂，干脆回到村里做起了宅公，那自然是坐吃山空。华北沦陷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原野上到处筑起了炮楼。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经常率领伪军窜到各个农村烧杀奸掠，而他有个小他一岁的漂亮的妹妹，遂成最使父母担惊受怕的“心病”。每次一听说日伪军又要来了，往哪儿藏也还是个提心吊胆。父母年纪已大，总那么样非长久之事，于是他父亲决定托一位老友的儿子将女儿带去香港。他二伯一家那时已定居香港，经营一家衣布店，生意还算可以。按他父亲的安排，是要将妹妹寄养在二伯家，并由二伯做主，在香港寻得佳婿代嫁了，以早日了却一桩心事。孰料那老友的儿子与他的妹妹一并失踪，多方打听仍无下落，生死不明。他父亲那一急非同小可，病倒在床。那时他在日本，收到家信赶回村里，父亲已逝。王家对村人们一向仁慈，诊病给药每分文不收。村人们对他王家人也一向尊敬，齐心协力帮他母亲将他父亲埋葬了。他虽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却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他见到的也是卧床难起的母亲。在那一段日子里，老鬼子池田的一团人对这一带进行扫荡，将他的家占领为团部。一边是病倒在床奄奄一息命脉如丝的母亲，一边是穷凶极恶的鬼子，使他咀嚼到了种种屈辱滋味。鬼子军官还当着他母亲的面接连扇他的耳光，但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他口中也没说出过半句日本话，更没企图利用过自己是东京大学日本文化史博士的另种身份自保一下。日军撤走当天他母亲就咽气了。老夫人分明强努一口气活着，为的是能带着一种安心而死——起码知道日本人走之后儿子还有生命。

    当然也是乡亲们帮他埋葬了他母亲。

    而那时的王家宅院，已多次遭过轰炸，处处残垣断壁，梁倒檐折，几成废墟了。他收拾出了一间角屋，孤单单地住了下去。

    他是可以远走高飞，避开战乱，去往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重新料理人生的。盘缠他是不会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包括国外，即使几年内没有收入，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成为问题。

    但他选择了留下。

    他觉得自己绝不能一走了之。

    他要报答乡亲们帮他埋葬父母的恩德。虽然他从没对任何一个乡亲这么说过，心里却真的是这么想的。而那报答的大愿望，在当年，除了是与乡亲们共历苦难，再也就只能是给乡亲们治病和教他们的孩子识字了。

    韩成贵来到王家的地点，踏在王文琪住的那一间角屋外墙的瓦砾堆上，从窗纸破损的后窗向内窥望，所见却是王文琪的背影，双膝跪地，显然在对着什么祷告。

    韩成贵没看分明，这反倒使他非要看分明不可了。他蹑足地下了砖瓦堆，绕到门口，闪在门一侧再看。这一次看分明了——王文琪面前摆一只小凳，凳上放着有底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还“悬”着一人物，除了腰部有布状纹遮羞而外，几乎是裸体的外国男人的偶像。而他双手也持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

    韩成贵不知小凳上放的是耶稣受难像。没见过。

    他在门外干咳了一声。

    王文琪立刻站起，同时拿起耶稣受难像打算往什么地方藏。正旋转着身子不知藏哪儿是好，韩成贵已一步跨入了屋里。

    王文琪将拿在双手的大小两个十字架往身后一背，极为不快地瞪着韩成贵，那副表情的意思是——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可以偷偷跟踪我，监视我？！

    韩成贵笑道：你不就是一心急着回来拜神祇嘛！这你可以明说呀。你偏不明说，那我能不奇怪？我奇怪了，能不跟着你来看个究竟？你刚才拜的是何方神圣？

    王文琪听出他的语气老大不以为然，矜持地说：我知道你是个没有宗教情怀的人，跟你说了，还不更使你取笑？我不拜了，你也别再多问了行不？

    韩成贵说那不行。罗队长不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跟你说过了吗？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而且是我们的人中立了大功的人。你信哪路神祇，这情况我是必须掌握的。

    王文琪问：真的？

    韩成贵严肃地说：当然！

    于是王文琪很不情愿地将耶稣受难像又摆放在小凳上。

    韩成贵要拿起细看，王文琪一伸手臂阻拦道：“你不能动他。”

    韩成贵问为什么。

    王文琪说你不是他的信徒，你拿起他横看竖看的，对他是不敬。

    韩成贵疑惑全释，觉得王文琪实在好笑，也觉得自己实在好笑。忍住笑，故作庄严地问：你信的什么教？拜得还怪虔诚的哩！

    王文琪说那是耶稣，基督是他的信仰。

    韩成贵是听说过耶稣的，但从没见过耶稣像。当年县里有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位英籍教士，信众渐多，约二三百人。日军占领县城后，将教堂征用为军火库了，还逮捕了教士和几名信徒，从此没人家里胆敢再有耶稣像，更没人胆敢佩带十字架。而王文琪说罢，将耶稣像和十字架用布包好，放入一小匣子，掀开地上一块方砖，再将小匣子放入砖下的坑里。韩成贵微微皱眉，默默看着他那么做。等王文琪直起腰，他严肃地又问：“你竟然信基督教？”

    王文琪点点头。

    韩成贵说：文琪，佛教儒教道教，你信哪一教派不好？为什么偏偏信洋教？

    王文琪说：洋教也是教啊，有什么区别呢？

    韩成贵说明明有区别的，你还装糊涂反问我！你是中国人，中国有几种教还不够你信的？放着咱们中国的教不信，偏信洋教，你怎么想的啊你？！

    他的话中此时便有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意味。

    王文琪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爷爷奶奶早年间不知怎么成了基督徒，我父母也随着成了基督徒，我们家族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基督徒，我自己也成了基督徒一点儿都不奇怪啊！再说，佛教也不是咱们中国的宗教啊，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儒家不是严格的宗教，是思想学派。道教虽然是个教派，可太神秘了呀，不符合我的心性啊。总之宗教信仰是这么一回事，谁如果信了，别人就不可以对他说三道四的了。

    他最后几句话把韩成贵造了个大红脸。

    韩成贵说好好好，你爱信就信吧。但千万要小心防备，别叫鬼子哪天又来村里骚扰时发现了！你知道鬼子为什么逮捕了那教士和几名信徒？怀疑他们是英美联军的情报员！若被鬼子发现，肯定也会怀疑你啊！

    王文琪说你表示这份儿好意我才高兴。在河边听你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我内心特别激动，所以急着回来祷告一番。

    韩成贵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是由于你汇报的情报准，我看与你的耶稣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他保佑着才没伤亡的。

    王文琪说很可能正是因为有耶稣保佑着！鬼子一开始扫荡，我每天替咱们的人祈祷好几次！

    他说罢笑了，显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笑罢又说，有时候祷告祷告，心情会好受不少。

    韩成贵被他的话感动了。由于感动，似乎也理解他偏信洋教的原委、缘由了，不由得轻轻拥抱住了王文琪。王文琪呢，则一动不动任他轻轻拥抱着，良久叹道：“唉，咱们多灾多难的国啊！”

    第二天上午，十几名鬼子驾驶摩托驶入村中。其中一辆带斗的摩托车斗里坐着藤野。对于村人们，除了藤野，其他鬼子全都陌生，看去个个是县城里的鬼子。那些鬼子，此次却没凶神恶煞般地对待乡亲们。甚至也可以说，竟没骚扰乡亲们，只不过威逼一名乡亲将他们带到了王家破败的宅院前。王文琪正在院中的空场地指挥孩子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村里就十三四个男孩女孩而已，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不等，都是王文琪的学生。他不但教他们识字，也给他们讲中国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故事。自然，还教他们唱歌和做操。有个孩子听觉好，在他和别的孩子都没听到摩托驶来的声音时，那孩子已听到了，赶紧大声告诉了他。他刚垂下指挥着的双臂，孩子们的歌声刚一停止，摩托已停在院门外了。他还没来得及让孩子们四散开躲藏起来，藤野已率领鬼子们进了院子。孩子们都是见过鬼子的，也自然，每次见了鬼子没有不害怕的。这一次孩子们见到鬼子的情况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往有父母在他们身边，并且差不多总是被全村大人们掩护在背后。而这一次除了他们的老师王文琪，没有第二个大人和他们在一起。猛然地看到一队鬼子出现在眼前，有一个还牵着大狼狗，他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害怕了，纷纷本能地聚到了老师身旁。年龄稍大点儿的，也本能地将年龄小的掩护在背后。

    王文琪万万没有料到藤野会率领一队非是炮楼里的鬼子兵出现在自己住的地方。他立刻就猜测到了，那肯定是些县城里的鬼子兵无疑，也立刻就明白，鬼子们肯定是冲着他来的，顿时心里七上八下，一颗心突突乱跳，因不知鬼子们会将自己怎么样而万分紧张。见藤野脸上尚无凶相，才稍稍镇定了一点儿。镇定也镇定不到哪儿去。唯恐孩子们万一受到伤害，自己根本无法予以保护。

    藤野的皮靴照例乌黑锃亮，手套照例雪白。

    他瞪着王文琪问：“王，你的，在干什么？”

    王文琪说在教学生们唱歌。

    藤野扫视着孩子们，又问王文琪在教唱什么歌。以上两句，都是用中国话问的。并且看得出来，他是在尽可能地将中国话说得像一个中国人在说。不仅如此，还要尽量说得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说。这一点不但王文琪看出来了，连孩子们也看出来了。孩子们看出来了这一点，恐惧心理稍微减轻。起初每一个孩子都在浑身发抖，有一个男孩儿已尿湿了裤子。

    藤野是会说不少句中国话的。他的长官池田大佐老奸巨猾。按照老鬼子池田的要求，他这一级军曹们在进驻炮楼前接受过初级“支那语”培训。他们的教官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其实已不存在，只不过是无法统一、一盘散沙的“支那区”混战战场。既然如此，日军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军事占领，也就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共荣整合”。那么，完成“整合”之前，中国话就不配叫中国话。也不配叫“汉语”“华语”。因为“汉朝”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古代概念，“中华”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当代现实。所以只配叫“支那区”“支那人”“支那语”。藤野的受训成绩挺不错，结束时获得了优秀证书，是他的军靴踏上中国的国土后受到的唯一一次表彰，被他自己视为第一份军人荣誉。然而，那毕竟不是战斗荣誉，故他自己又很清楚，是不足以在军中炫耀的。他一心想要抓住机遇，参与大战役，多立战功，迅速地由低级军官而升为高级军官。却一直没逢上什么参与大战役的机遇，任务仅仅是驻守一座炮楼。这令他特失意，也特郁闷。

    来到韩王村抢粮那天，他觉得在王文琪这一个“支那人”的面前多少有点儿羞愧。一个“支那人”竟会将日本语说得那么好听，说出了一种低吟轻唱般的音乐美感，而自己们身为大日本皇军的成员，说出的日本话却像狼嚎狗吠！并且似乎个个都已根本不会像在国内那么以正常语调说本国话了。这不是挺丢大日本帝国的脸吗？所以他今天也要尽量将“支那语”说得好听一点儿。对于那厮，语调正常地说也就等于说得好听了。那是很难为自己的事，但他确实在尽量那样了。

    日本人的“支那语”培训教官当初对他们进行培训时，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来教他们的。一种是凶横威暴的语调，如说“浑蛋”“你的，狡猾狡猾的”或“你的，死啦死啦的”那种时候；另一种是团结的友善的语调，如说“很好”“你的，皇军的朋友的是”或“皇军大大地喜欢你”那种时候。按照老鬼子池田的想法，是希望部下以前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以后一种语调说的时候越来越多。因为那将意味着，占领者不但占领了别国的领土，而且成功占领了别国的人心。将“支那地区”最终变成“日语地区”，前提是要用“支那语”打开“支那人”视皇军为敌人的心锁。这是老鬼子的理想主义侵略步骤。实际上当然恰恰相反，受过“支那语”培训的藤野们，以后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使对皇协军就是伪军们，以前一种凶横威暴的语调说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伪军们恼怒起来的时候越发地多了。渐渐地，连藤野这样获得过“支那语”受训优秀证书的鬼子，起初那点儿“优秀”的老本儿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动辄吼叫着说的，是一种“日语”与“支那语”相结合的话语，如“八格牙路，你的，死的不怕？！”

    王文琪从藤野说话的表情、语调，立刻就将他那时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离十了。虽然还猜不到他率领十几名鬼子前来的目的，但估计不是凶残的目的，于是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镇定了下来。他用日语告诉藤野，这些孩子们就是他的学生，他刚才在教他们唱中国古代一位伟大诗人的诗词，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求学时，协助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用日语翻译过那位叫李白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而那一部诗集在日本甫一问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会人士争相阅读和保存的诗集。藤野出身于日本草根阶级，家族中几代先人都是贫穷的农民，直到父亲那一代才奋斗成了日本小城里的底层人家。故他自幼怀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丧，对日本上流社会也怀有又嫉妒又敬畏的复杂心理。那日在炮楼里的近距离接触和日语交谈，使王文琪从心理上了解了他这一名日军军曹。

    藤野几乎是彬彬有礼地请王文琪让孩子们唱一首听听。王文琪又看出来了，藤野彬彬有礼的假面背后是狡诈，对方并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也许对方也在猜，说不定他刚才正在教孩子们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们不会唱什么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脸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礼地问，尊敬的太君，您是想听我的学生们用我们中国话唱呢，还是用日本话唱呢。

    藤野听王文琪说前半句话时，顿时将脸一板。中国人口中说出“我们中国话”五个字，他认为是足以使他抓住了随之大翻其脸的理由。你认为你这个“支那人”替我驻扎的炮楼改过烟道，替我这名大日本皇军的军官按摩过肩腿，还帮我们炖过一锅小猪肉，告诉过我们做高粱米饭放碱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较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认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国人”，你们“支那人”的话不是“支那语”而是什么“中国话”了吗？你头脑之中有着如此顽固的中国意识，你简直就该“死啦死啦”的！但听完了王文琪的后半句话，脸上板起来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

    “你的，教他们，日语的唱歌？”——藤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说是啊太君，我们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用日本话唱那也非常好听啊！

    藤野微微眯起双眼注视他片刻，又问你为什么用日语教你的学生们唱。

    王文琪特真诚地说，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学府求学八九年，我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全都是我的老师们用日语传授给我的啊！日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啊，我对日语的感情像我对国语的感情一样深啊！他镇定着并且审时度势着，谨慎着，这一次不再说“我们中国话”而说“国语”。

    藤野脸上的肌肉不但松弛，而且重又呈现出彬彬有礼的表情了。他请王文琪快让孩子们唱来听。

    近日，王文琪确确实实是用日语教他的学生们唱过中国古代诗词歌的，甚至还用日语教他们唱会了几首日本民歌。否则，他又怎敢那么问藤野呢？他用日语教孩子们唱歌这一件事，遭到过全村包括韩大娘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韩大娘说：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楼里给日伪军送好吃的，这么样那么样地讨好他们，巴结他们，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歌，甚至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们韩王村变成一个亲日村啊？王文琪说对啊大娘，我正是这么想的啊。当然不是真的亲他们，他们是禽兽兵，对咱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当前呢，他们强势，咱们弱势，装出亲他们的样子，可以起到麻痹他们的作用，对于保存自己是一种好策略。如果咱们的孩子会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唱，或许就会使咱们的孩子逃过刀砍枪杀之难的。为了进一步说服大家，他还给大家讲越王灭吴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讲“四面楚歌”的典故。尽管乡亲们理解了他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么难以接受。韩成贵就亲自去找了一次罗队长，将他的想法向罗队长汇报了。罗队长听后，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罗队长说，凡是咱们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么做了，就不仅是他一个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着全村乡亲们的一种做法了，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的坚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边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况之下做的。已经那么做了，情有可谅，我们应予理解。他后来主动往炮楼里送东西，是咱们同意了的，那就实际上是代表着咱们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不解的质问和指责，咱们都得如实承认，也都得把指责替他担过来。但他现在要做的，老实说，究竟是对是错，对几分、错几分，对能压过错去，还是错必定压过了对，老实说，连我也难下结论了。告诉他先不要用日本话教孩子们唱歌，咱们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请示请示上级。罗队长遂请示了上级中共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请示。一级一级逐级请示，说明哪一级都认为王文琪的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也说明哪一级都挺重视。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领导反馈回来一项指示，大意是说既然王文琪这个人是可靠的，那么他的出发点当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发点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坚决反对？指示还认为，在韩王村所在的地区，即使有二三个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亲日的村子也不要紧，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内心里有爱国情怀，有对日寇的仇恨，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心志，表面怎么样只不过是表面嘛。抗日斗争日益残酷，在离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县城近的地方，在炮楼林立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两三个村子被敌人认为是亲日村，而实际上又是爱国村的村子，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情报联络员，有利于我们的伤病员能在距县城近的地方疗伤养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敌人产生幻想，以为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抗日意志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壮大吗？

    上级毕竟是上级，站得高，看得远。有了上级高瞻远瞩的指示，大人们便一一打消了可能被疑为汉奸的顾虑。大人们思想通了，认识统一了，孩子们的思想却一时难通，王文琪这位乡村孩子王，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孩子们才也终于与他统一了认识。统一认识归统一认识，平日里他所教唱的当然还是以抗战歌曲为主。至于日语歌曲，孩子们也不过就学会了唱几首而已。本就是出于自我保全之目的，王文琪适可而止。

    这会儿，在藤野的“要求”下，王文琪命孩子们站成两排，指挥着用日语唱了一首李白的《静夜思》。而藤野和鬼子们站在孩子们对面，看着，听着，皆不动声色。

    孩子们唱罢，藤野微闭双眼未做反应。

    王文琪赔着小心问：“太君，您还想听吗？”

    藤野点头。

    于是王文琪又指挥孩子们唱起《兵车行》来。先用我们中国话唱，之后用日语唱。比之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兵车行》字数长出十余倍，那区别简直可以说是小品文与中篇小说之区别。而且杜甫的《兵车行》气势恢宏，场面广阔，意境雄壮惨烈，具有史诗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也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明白所唱的内容，想毫无感情地唱都是不可能的。孩子们当然是明白内容的，因为王文琪教唱时讲过的啊。既明白，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鬼子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家园造成的破坏，给自己和亲人们造成的苦难，亦悲亦愤，唱得便情绪饱满。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作歌用日语唱起来，非是一件简单之事，那得先将诗词用日语精彩地进行翻译。意译不行，那唱起来不好听。须翻译得合辙押韵，恰到好处地断出旋律感。而且，原诗又不曾被谱过曲，得王文琪自己来谱。翻译成日语，对王文琪不是太难的事。在文学语言的中译日或日译中方面，他具有堪称一流的水平。他是才子型的人，文艺爱好广泛，不但自幼喜欢过绘画、书法，也尤喜欢写作诗词骈赋。在日本，他也确实曾以善于俳句而受到老师的青睐。至于谱曲，对他更是兴趣颇大之事。起初他将《兵车行》译成日文，并谱曲之时，不过是当成一件屈辱而又应该做的事来做的。译和谱的过程中，自我要求越来越高，反复地改，反复地教唱，一边教唱还一边改，结果就逐渐地当成一次创作来进行了，当成是作品来完成了。可以这么说，当年他用日语译成谱就的那一首《兵车行》歌曲，若今日在北京的音乐堂排练了公演，有一二百男女歌者分了声部来几重唱，并有交响乐团伴奏，再打出巨大屏幕的投影背景，不被视为史诗性演出才怪了呢！

    但在当年，在他家颓败的老宅的一处场地上，由十几名乡村孩子们来唱，自然是唱不出那种回肠荡气的效果的。

    不过，因为孩子们唱得特别投入，藤野们还是听呆了。也可以说，是被“震撼”了。孩子们用中国话唱时，藤野们只不过无动于衷地看着听着而已。当孩子们开始用日语唱时，藤野们的表情渐渐由漠然而庄严而肃然了，又渐渐由庄然肃然而愀然而怆然而接近着凄然了。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孩子们刚刚唱罢这两句，藤野戴白手套的右手突然举起，手掌竖得笔直，紧接着横向一滑，仿佛擦一面无形的镜子。那手势表示的意思是明白而坚决的——停止！

    但孩子们都没看到他的手势，他们皆全神贯注地望着王文琪呢。王文琪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了藤野的手势，却装作并没发现。那时的他，已暂时忘了自己和孩子们所处的局面，差不多完全沉浸甚至也可以说是陶醉在一种精神的幻境之中了——如同自己真的是一位音乐指挥大师，而孩子们是一个合唱团，正在一处什么舞台上，由他指挥着，演唱一首他本人创作的具有史诗性的气势恢宏的大音乐作品。按照作品规定，最后那两句，是要反复唱三次的。一次的声音比一次小，最后渐敛于无。他正得意着呢，所以明明发现了藤野所做的手势却成心装得什么都没看见。

    “八嘎！”

    藤野吼了一句日语。

    王文琪的双手随之一抓，抓住了一只大飞鸟比如孔雀、仙鹤、鸿雁的两只脚爪似的，似乎想要将别人看不见的大飞鸟从空中扯拽下来，搂抱在自己怀里。完成了这一动作之后，他的双手缓缓垂下了，接着缓缓转向鬼子们，右手往胸前横着一放，向鬼子们特绅士地深鞠一躬，如同谢幕那般。

    鬼子们皆一动不动，面无反应地望着他。然而，他们内心里是有迷惘且伤感的情绪在激荡着了。这一点孩子们是看不出来的，却瞒不过王文琪的眼。在中国的土地上，倒在血泊之中的毕竟不只是中国人，也还有他们日本的官兵。虽然，中国军人的伤亡肯定是他们这些侵略者的几十倍。如果加上中国人民的伤亡，一百倍都不止。但中国军民却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道义也完全在中国军民这一边；而他们却是死在异国他乡，是为着根本没有半点儿道义的侵略战争而亡的，有些死了也是做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如此这般之心理影响，正是王文琪译、谱《兵车行》的初衷。刚刚，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因而倍觉欣然。甚至觉得，总算为同胞和国家之抗战做了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助力之事，便死也不足惜了。

    他接着又向藤野深鞠了同样一躬，佯装出对那日本军曹单独的一份敬意。

    “刚才唱的，大大地不好！皇军的不喜欢听！你的，用心坏啦坏啦的！”——藤野一手扶着战刀刀柄，几步跨到王文琪跟前，愠怒瞪他。

    王文琪仍鞠躬着，扪在胸前的手也并没放下。

    他用日语说：“尊敬的藤野太君，我之所以指挥孩子们唱那一首歌，实在是因为日语歌唱时的魅力，通过那一首音调变化多端的长歌，能够体现得更为充分。没想到您并不喜欢听，这使我感到罪过。但我亲近皇军的心并没变，为了证明此点，请太君千万给我一次机会，允许我指挥孩子们再唱一首皇军们喜欢听的歌。”

    他说得恳切极了，态度也恭顺极了。语调嘛，仍是那么一种吟诗般的语调。

    藤野沉默片刻，扭头看了其他鬼子们一眼；其他鬼子们有的仍在发呆，仿佛灵魂出壳了。有的向藤野点头，表示还想听。那是一种下意识的点头，点了头其实还浑然不知自己已做出了表示。然而即使是那么一种糊里巴涂的表示，对藤野的心理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毕竟，他们是县城里来的士兵，是池田大佐的“亲兵”。而他是驻守炮楼的，是一名派出军曹，是在配合他们执行池田大佐的命令，所以他不能不照顾他们的情绪。

    他退回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王文琪，一脸严肃地让王文琪报出歌名。

    王文琪说那就为太君们唱《樱花》吧。

    藤野点头。

    王文琪便也退回原地，调整一下情绪，指挥孩子们唱起了《樱花》。

    孩子们的歌声刚一结束，藤野背后的鬼子兵们居然鼓起掌来。藤野皱了一下眉，但脸上也难免出现一种动容的表情了，尽管他竭力将那一种表情克制在不被看出的程度。然而王文琪有的是一双曾阅日本人无数的眼，瞟了他一眼就洞察尽净了。

    王文琪不失时机地又用日本话对藤野说：“感谢太君们的掌声，请允许我的学生们最后为太君们唱一首《故乡》。我也就教我的学生们用日语学会了唱这么几首日本歌，太君们再想听我们也没可唱的了。”

    鬼子们又鼓掌。

    藤野则又皱眉，亦皱眉亦点头。

    这时，除了藤野，别的鬼子似乎全都忘了他们是罪恶的侵略者，是中国人最仇恨的士兵，倒像是些到中国乡村观光的旅游客了。就连那条壮大凶猛的狼狗，其狼性似乎也收敛了，狗性似乎增加了。它蹲着了，不再以狗眼瞪着孩子们和王文琪，随时准备扑咬了。

    当《故乡》也唱罢，那狼狗已趴着了。而鬼子兵们，一个个泪眼汪汪的了。连藤野也不顾一向在中国人面前的威严了，他掏出雪白的手绢擤起鼻涕来，擤出了很大的怪异的响声。并且，转过脸去随手擦了一下眼角。

    王文琪再次以绅士范儿向藤野们谢幕。

    藤野踱到孩子们面前，扫视着孩子们，来回走着。忽然，他抽出了军刀……

    王文琪内心一激灵，赶紧上前一步，弯腰低头地说：“太君，真的武士，是不做使女人和孩子们害怕的事的。否则武士精神就被玷污了。您如果内心里因为什么恼怒了，何不对我发作呢？”

    藤野却对他跷起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以表扬的口吻说：“王桑，你的，大大地好。皇军的朋友的是！”

    接着，他用军刀的刀尖指着那个失禁了的男孩儿的裤裆，大声说：“小孩，你的尿裤子的不好，将来勇士的不是！”

    于是其他鬼子哈哈大笑。

    王文琪趁机连连挥手，孩子们在鬼子们的笑声之中四散跑光了。

    王文琪暗舒长气。

    破败的院落顿时静了下来，鬼子兵们迅速地又站成了两列，将藤野和王文琪夹在中间。

    藤野和颜悦色地看着王文琪，向大门口做“请”的手势。那手势他也几乎做得彬彬有礼，相当绅士。

    王文琪问要将他带到哪里去。

    藤野说驻守县城的池田大佐要见他。

    王文琪又问：池田大佐怎么会知道在韩王村有我这么一个中国人呢？

    藤野说是他在写给池田大佐的述职报告中提到的。说那些从县城里驾驶摩托而来的皇军士兵是奉池田大佐之命相请的，而他只不过是配合他们完成任务。

    王文琪接着问：池田大佐如此抬举于我，是想让我为皇军效什么劳呢？

    藤野说那他就不知道了。

    王文琪无可再问，也怕将藤野问烦了，虽然满腹狐疑，那也只得与藤野肩并肩地向大门口走啊。

    当他在两列鬼子兵的押解之下走到院落外时，见院落外聚集了不少乡亲，其中有韩成贵、韩大娘。原本也有韩柱儿的。他被几个男人硬给拖走了，怕藤野发现了他，对他又生狠毒之心。也怕他又看到了藤野，按捺不住憎恨，做出于己于大伙儿都不明智的事来。藤野们倒也不怎么理睬乡亲们。

    乡亲们也都保持着距离，肃穆地望着而已。众目睽睽之下，王文琪被藤野“请”上了一辆摩托车的车斗，藤野自己也坐入了一辆摩托车的车斗，六七辆摩托绝尘而去。

    藤野那个班的鬼子们所驻守的炮楼在县城与韩王村之间。摩托队经过炮楼时，藤野那个班的鬼子们站在炮楼的吊桥前向王文琪敬了一个军礼。这使王文琪心中更加一团狐疑了，捉摸不透鬼子们耍的什么花招，将会把自己怎么样。

    说不害怕是骗人的。

    那时王文琪内心里是怕极了。他是特别了解日本人的一个中国人啊。打定主意要向对方实行最残酷的折磨的日本人，往往会在之前向对方表现出最虚伪的礼节。这种玩味礼节、玩味虚伪的过程，对某些日本人是极大的心理享受。

    鬼子们一离去，乡亲们立刻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次又幸亏了文琪，孩子们平安无事；有的说，文琪被押往县城了，池田那老鬼子比藤野狡诈得多，不知他还能不能自保性命。总之又是庆幸又是感激又是担心，一个个唉声叹气，徒唤奈何。但乡亲们谁也没看到院落里的情形，只听到了院落里传出的歌声，遂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七言八语地询问。孩子们也就七言八语地回答，每个孩子都认为，老师让他们用日语唱日本歌，完全是不得已的，要不然结果可能很惨。因为鬼子们忽然出现以前，老师正在指挥他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

    韩成贵等抗日骨干，就都到韩大娘家去，商议该怎么办。在韩大娘家，他们也只有一个个唉声叹气，谁也想不出应该做什么。用今天的说法，他们都陷入了无作为的郁闷。不是主观上不想作为，而是客观上难有作为。整整一个团一千余名鬼子兵驻扎在县城里，不调动更多的抗日正规部队，是攻不下县城的。再说，为了救一个人而调动正规部队强攻一座县城，那也没有先例啊。我们的抗日正规部队是保证中国抗战胜利的宝贵实力，非是梁山泊的绿林好汉，不兴为了救一名“弟兄”而呼啸出山，不计代价。鬼子究竟为什么将王文琪押走，将他押到县城后又会怎样对待他，一切情况不明，谁都没了主张。商议的最后结果是，由一个人进山去找到罗队长，听听罗队长有何主张。韩柱儿表现主动，诚心诚意地要求进山。韩成贵沉思良久，决定亲自前往。

    武工队仍隐蔽在山里呢。一年四季，夏秋两季因有遍地青纱帐的掩护，是武工队进行抗日活动的有利季节。而春冬两季，青纱帐割倒了，炮楼上的鬼子兵居高临下，他们的步枪可以清清楚楚地瞄准半里地内的人。何况他们还都有望远镜。春冬两季的平原，可以说差不多全面暴露在敌人的军事控制范围以内，所以武工队一向也只能和我们的正规部队一样，躲在山林里养精蓄锐，兼做抗日宣传和秘密组织的建立工作。

    然而韩成贵找到他们是不难的。有熟悉路径的交通员引领，他一早悄悄离开韩王村，傍晚就见到了罗队长。

    罗队长听了他的汇报，同样的唉声叹声，一筹莫展。

    韩成贵问是不是应该将王文琪的事向我们正规部队的首长们汇报呢。

    罗队长说没必要啊。说汇报给首长们听了，首长们除了和我们一样替王文琪担心，那也肯定是干没辙啊。要抗战，就会有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好战友、可亲可敬的人民群众啊！别说王文琪了，就是咱俩的父母，咱俩也没法营救啊。就是咱们正规部队的首长，咱们的正规部队也只能按兵不动啊！

    韩成贵说罗队长，那些大道理我都懂。我没有让咱们的正规部队赶快去营救王文琪的意思，我不那么幼稚嘛！但，你罗队长能不能派两名队员，到县城去打探打探消息呢？

    罗队长想了想，一口否决地说不能。

    韩成贵瞪着他呆愣住。连这样的要求也被干脆反对，是韩成贵万万没想到的。

    罗队长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又说，成贵同志啊，池田大佐那老鬼子最近从保定调来了一批汉奸特务，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配合鬼子加强了县城各处关口的盘查，对他们认为可疑之人一律逮捕、刑讯。仅仅是为了派人进县城去打探情况，那不是让咱们的武工队员去冒极大的危险吗？

    韩成贵说：那我白来一趟了？咱们就什么事也不必做了？

    罗队长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嘛！你为什么偏偏往最坏的结果去想呢？也许两三天后，王文琪他又毫发无损地从县城回去了。咱们先都这么想，心情不是都会好点儿吗？

    韩成贵说如果王文琪这次不像上次被押往炮楼那么幸运了呢。

    罗队长半晌没吱声，只闷头吸烟。

    如果过几天从县城里传出消息，王文琪被折磨死了呢？

    罗队长终于又说道，那我们就再记住一笔对鬼子的仇恨吧！——说时，都没抬起头看韩成贵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