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正文 第十八章

    我觉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别的，正如某些小说是有性别的。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说内容。小说内容仿佛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气质，而气质又似乎使小说本身有了性别。《红楼梦》《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书，《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啸山庄》很男性，《三国》《水浒传》更不消说。《简·爱》《战争与和平》给我以“中性”的感觉；《聊斋志异》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静静的顿河》绝对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是母性的，《大卫·科波菲尔》是父性的，《老人与海》同样父性气质浓浓。

    在我看来，深圳起初像是英俊少年，它正一岁岁成长为帅气的小伙儿。在深圳，每每能从电视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有一个时期我和翔特别喜欢看狄龙的电影，我觉得深圳具有狄龙在武侠片中那种迷人的阳刚之气。

    在我看来，上海像是风姿绰约的沉静女郎——经历了妖冶时期、摩登时期、社交花式的迷乱时期，终于洗尽铅华，进入了气质优雅的沉静时期，于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气质兼具的女性“正果”。

    在我看来，广州是一座宛如“奶娘”的城市。尽管它的历史曾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却似乎也正是由于经历了的缘故，后来显得异常包容。游子最适合在广州停留。它虽不是游子们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乡愁都会在它的“怀抱”中得到抚慰。我和娟去广州玩过多次，娟也挺喜欢广州的。

    然而上海的“洋味儿”，既是广州没有的，更是深圳没有的。翔说：“那是渗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遗风。”翔对上海的心态常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对于他如同“祖宗”，谁若当他面说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话，他往往会跟人家翻脸。但他自己，却又每对上海和上海人大发批评议论，特别是对于上海的“洋味儿”，用词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里是惜护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与“十里洋场”相提并论，又使他有“恨史”之痛。

    然而我和他的婚礼却又不乏“洋味儿”。

    起初他对他妈说：“我俩的婚礼，我负责办，您就别操心了行不？”

    他妈说：“那不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的婚礼必须由妈来办。妈想过替独生子操办婚礼的瘾，你没理由剥夺你妈这种特权！”

    当时我在旁边。

    他妈说：“咱俩别争，你当儿子的自己操办还是我当妈的替你操办，由婉之来决定吧。”

    我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说：“由妈办。”

    还没举行婚礼，我已开始叫她“妈”了，这使她特别高兴，夸我“懂事体”。

    过后翔却埋怨我：“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满意你可别怪我啊。”

    我说：“你告诉妈，我只有一条要求——简、快、省。”

    翔没有多少存款，他妈是手表厂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点儿钱全押在深圳的两处店里，抽不出来，无法投入到婚礼费用中——我当然要反对铺张啰。

    实际上婚礼还是由翔和妈共同拟定的方案——在文史馆的小礼堂举行。翔爸曾是上海的老报人，也曾是市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史馆很乐于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几人，摆了八桌。翔的父亲也是独生子，他在上海没有父辈方面的亲人，参加的只是几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亲方面参加的亲戚也有限，无非就是他的三个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儿女。最多的是朋友。翔虽是摄影家，却与上海文艺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作家、诗人，唱歌的、唱戏的、变魔术的，总之来了不少文艺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

    翔他妈对婚礼的“洋味儿”坚持不让步。

    我听到她以“正告”的口吻对儿子说：“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没点儿上海味儿那对吗？上海什么味儿？不就是从前那点儿洋味儿比较特殊吗？在洋味儿上，必须给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你如果都做不到，以后别见你妈和你三个姨了！”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翔从“上戏”租了一批道具，请“上戏”的舞台美术教师将婚礼现场布置出了西洋风格；也从画家朋友那儿借了多幅油画，悬挂四处。

    头天晚上翔请我和他妈去“审察”场地，果然“洋味儿”十足。

    我惊讶地说：“这是要办婚礼呢，还是要拍戏呀？”

    他妈笑了，连声说好，并问我：“婉之，侬开心啦是吧？”

    我只得又笑着说：“开心，开心。”

    翔自恃劳苦功高：“明天服务员都会穿上俄罗斯民间服装，歌舞剧《胡桃夹子》那种，人人不重样。”

    我顿时出了一身汗，急问：“那得花多少钱呀？”

    翔说：“不费钱，仅租半天，友情价，人情后补。不是为了少花钱，办成事儿，还要办出特点嘛！”

    一听也没花多少钱，他妈更高兴了，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

    婚礼开始前，翔又给了我和老人一个惊喜——翔请来了著名作家叶辛，于是一片欢呼，人人争相与之合影。

    翔他妈激动得快哭了——她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队知青，叶辛以反映上海知青命运的小说闻名全国，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与“世伯”们坐一桌的，在翔妈的强烈要求下，翔换了名牌，将叶辛调到妈和三个姨那桌去了。叶辛老师刚一落座，四个与他同龄的妇女同志立刻对他进行轮番“采访”，这个问他又在写什么？那个问他什么时候再去贵州？那时刻，我觉得四位妇女同志超幸福。

    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为叶辛老师将做我和翔的证婚人。他那人看去挺好说话。就是再好说话，终究不是职业证婚人，我估计他这辈子也就做过八次十次证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为我这个平凡又普通的人证婚，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还因为，叶辛当年是在贵州插队，这使我对于证婚人倍觉亲近。倘无这一层关系，再大的人物为我和翔证婚，我也只会觉得荣幸罢了，绝无什么亲近感可言。我忽觉翔将叶辛请来这一招很“狡猾”——因为他妈和他二姨也都在贵州插过队，她俩肯定也认为翔是为她俩才将叶辛请来的。

    婚礼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文艺演出了。都是专业演员，可以代表上海的较高水平。翔拉着我走到家长那桌，对叶辛说他如果有事可以先走。

    叶辛说：“没事没事，节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对我说：“你使我想起了当年贵州老乡家的小阿妹。”

    他的话使我心里暖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笑。

    他也看着我笑。他笑起来像位慈祥的老婆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妈就举杯替我敬叶辛老师酒。

    二姨说：“咱们是插兄插妹的关系，你俩当年还在同一个乡，干脆再亲点儿，喝次交杯酒嘛！”

    叶辛笑道：“好啊，怎么高兴怎么喝。”

    ……

    晚上，我俩入了洞房后，翔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多包涵啊。”

    我说：“没有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的，挺好的。”

    翔说他也没想到会搞得这么有特点。他交代朋友们稍微布置出点儿“洋味儿”来，结果朋友们就都认真起来。专业的戏剧舞台设计师，一认真，效果可不就像拍戏了。

    “我妈当年是中学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插队不久就爱上了我爸。我爸曾是复旦戏剧社的留校生，演过巴金《家》里的大表哥，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发配到贵州去劳改。我妈由于爱上了我爸，连当宣传队员的资格也丧失了。她和我爸，当年没条件举办婚礼，这是她内心的痛点。咱俩的婚礼，未尝不是圆她的一个青春梦。只要她高兴，咱俩就应该高兴，对不对？”翔的话很中肯。

    我说：“对。”

    他还想说什么，我用吻封严了他的嘴。

    而他，将我横抱起来，轻轻放在床上。他动作很绅士，像按剧情要求在做。

    我指指门。

    门关上后，他不再斯文，我也毫无羞意。虽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但或许因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动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啸过去之后，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儿媳，想到我于是也得叫另外三个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顿觉世间到处是缘，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预设。

    婆婆叫孙丽华。

    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男孩儿，结果又是女孩儿，翔的大姨就被取名叫“丽婷”——取谐声“立停”之意。希望一执着，翔就有了二姨，取名“丽婕”。“立截”并没“截”住，执着变成了执拗，于是翔又有了小姨“丽娟”。执拗随之变成了执行，小姨才几个月就被“捐”给了翔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妇视同己出，小姨的成长非但不缺爱，反而特别受宠。并且，因为年龄小，后来躲过了“上山下乡”，属于“漏网之鱼”。小姨之被“捐”，非但没使姐妹之间关系疏远，反而成了日后双方都津津乐道的笑谈，常谈常新；也使两家亲戚之亲“更上层楼”，与我之被弃大相径庭。翔的母亲有三个舅，似乎是将翔的指标给“透支”了，翔一个舅也没有。

    我想，若以中国民间的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翻译成“人是自身缘的体现者”。“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由人不信。

    翔问我在想什么？

    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话：“思考人生。”

    他欠身看着我说：“具体道来。”

    我就将我之被弃与他小姨之被“捐”的不同讲给他听。

    他说：“人从一出生就是被动的。自从人有姓名以来，任何人的性别、体力、智能、相貌、姓名，都是被‘给予’的，谁都没半点选择的自主权。”

    我问：“那你相信宿命喽？”

    他说：“为什么要否认宿命？宿命无非就是天定的好运气或坏运气或不好不坏的运气。但人又是自为能力很强的动物……”

    我打断他的话，不无忧郁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但运气很差的人，如果还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该一辈子受苦受难吗？”

    他说：“所以世界怎样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这儿，国家即‘天’，说是‘上帝’也不夸张，对于‘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国家，当有能力帮助‘天命’很差的人改变命运，为他们的人生兜底。你当年的被弃，说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实，而是农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运当会怎样？我妈她们四姐妹的关系又会如何？……”

    我哑然失笑。

    翔问：“我的话可笑？”

    我说：“那倒不是。你估计一下，全世界今天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几对会像咱俩似的，刚做完爱就讨论这样的话题？”

    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估计也就咱俩这一对。中国特色产生中国式的新娘和新郎嘛！”

    我们收了一万多元彩礼。

    翔坚决禁止他的朋友们出“份子”，但三个姨的红包是必须接的，“世伯”们的心意也只有笑纳——却之不恭。娟汇给我五千元钱，令我吃惊。

    我和她通话时责备她“疯了”。

    她说：“财大气粗嘛！咱们的两处店效益都不错，让你也高兴高兴。”

    翔不许我动用那五千元，亲自存上了，说：“李娟家那么多穷亲戚，用钱的地方也多，适当时要变相还给她。”

    那也正是我的想法。

    我终于有了名副其实的家了，而且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我前所未有地幸福。

    我们的家在一条老弄堂里，是一幢洋式旧楼的亭子间，二十四平米。翔说，就亭子间而言，面积不小了。虽是亭子间，却阳光充足。婆婆没对我们的家究竟该怎样多作指示，翔的布置大体合我的意。不方便之处是与楼下邻居共用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五角钱。

    婆婆一人住在有电梯的小三居公寓房里，公公生前分到的。

    婆婆有次不无歉意地对我说：“婉之，等我死了以后，那房子就归你俩。但现在呢，先让我享受享受。委屈你俩了，千万别计较好不好？”

    我恭敬地回答：“妈，怎么会呢！我很喜欢我俩的家，但愿您健康长寿，成为百岁老人！您长寿是我和翔的福气。”

    我的“校长妈妈”去世以后，我已经多年无“妈”可叫了，叫“妈”也使我幸福。在婆婆面前，我无师自通地变得嘴甜和会来事了。而在我的“和”中，婆婆与丈夫和娟占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贵州插队知青，和我是贵州人这一点，确实为我俩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几天，李娟与我的一次通话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启程赶回了深圳。

    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乱——一天早上她推开药店的门，但见窗下一溜儿蹲着三男二女五个半大孩子，口口声声要见“小姨方婉之”。一问，皆神仙顶的，听说“小姨”在深圳发达了，是“成功人物”了，都来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为深圳人。听他们口气，有的似乎与家里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虽不是神仙顶的，却也是乡一中的，仍属我的“小老乡”。

    我回到深圳，见到了他们，的确都是孩子，一逼问才知道，只有乡一中那男孩快满十八岁了，另外四个孩子十六七岁不等。

    我生气了，训他们：“你们还没成年，我绝对不替你们找工作，休想！”他们都眼泪汪汪的。

    娟将我扯开去，小声说：“你那话太容易使他们误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们找工作却偏不帮他们似的。”

    我说：“我哪儿有一次替五个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气糊涂了。”我看着他们也没招儿，只得将张家贵请来，请他帮我出主意。

    张大哥连连叹气说：“唉，唉，你婉之怎么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们神仙顶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怎么传的，把孩子们都给忽悠了！”

    他认为绝对不可久留，万一哪个孩子出了点儿差错，多大责任啊！也绝对不可以替他们找工作，雇用未成年人是违法的。包括那个快满十八岁的，全都得送回去。那男孩高三还没毕业，快拿到高中文凭却没拿到，以后肯定有后悔的时候。他说也不能立刻替他们买票将他们打发走，那样他们会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谁知道会怎么说我和他两位“成功人物”呢？他们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于说瞎话。那结果可不就是——不论他们将我俩说得多么不好，反正我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张大哥认为妥善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们在深圳住几天，陪他们到处玩玩，逛逛，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住好；之后由他从公司派人将孩子们送回去。

    我觉得张大哥考虑得周到，完全同意。

    娟又说：“也别让他们住得太舒服，和花钱多少没关系。主要怕那样的话，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觉也有点儿像成功人物了。”

    张大哥说：“对，对。”

    于是他从公司调来一辆面包，由我将五个孩子送往我和娟住过的旅馆，为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我回到药店时，娟刚将吊铺归整好。前几天五个孩子全挤吊铺上睡，她和她弟睡药架子之间的地上。

    她说吊铺上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边说边喷花露水。

    我没带多少钱，与翔通了次话，让他将娟寄给我的五千元再寄给我。他没那么做，怕我办事欠考虑，亲自带着钱也回来了。

    以后的几天，药店终于恢复平静，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铺了，而我和翔则充当五个神仙顶孩子的导游。

    几天后，翔陪孩子们回神仙顶去了。他说孩子们是冲着我才到深圳的，由张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适；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

    翔和孩子们走后，我白天负责药店，晚上与娟睡在照相馆。分开既久，互相间有聊不完的话。

    娟告诉我，徐主任出事了，不再是电大副校长了——由于受贿被人揭发，受了降级处分，没脸再上班，提前退休了。

    我说：“我来之前高翔还与他通过话，高翔好像不知道。”

    娟说：“那你别告诉他，就当你也不知道吧。”

    我问：“问题严重吗？”

    娟说：“估计不太严重，严重还不关进去了？”

    我又问：“那我这次要不要见他一面呢？我与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谢他。”

    娟说：“随你。我和张大哥倒是常与他聚，我俩都装不知道，而他每次挺高兴的。”

    我说：“那我也还是见他一次好，应该代表高翔给他份喜糖。”

    娟说：“我安排。再让你知道一件事——郑宜然有对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容貌比我好。他俩有天出现在咱们超市里，却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我想他是成心气气我。”

    我问：“你生气了？”

    她说：“那生啥气？是我觉得我俩不合适，人家又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当时樱桃刚下来，我代表你送了他两箱樱桃。”

    由我做东，李娟和张大哥作陪，请徐主任在郊区的渔家乐吃了一顿海鲜。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市内请徐主任有顾虑。一到郊区，徐主任的情绪果然大为开朗。在音乐包厢唱歌时，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虽然他曾是副校长，我仍按习惯叫他徐主任，他的反应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人毕竟还是可交的。

    张大哥开车将徐主任送到家，接着送我和娟，路上他说：“听人讲，他是中了官场上的局。”

    我不懂，问什么是“局”？

    娟说：“就是几个人串通一气，为谁下套，或者挖一个坑。”

    我又问：“那对串通一气的人有什么好处？”

    娟说：“官场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下来，我上去呗。”

    我还是不懂，继续问：“不是几个人串通一气吗？整下来一个，也只能上去一个呀，另外几个图什么呢？”

    娟说：“倒也是。你这问题太深，我回答不了啦。大哥，你讲给她听。”

    张大哥说：“不明白就不明白，没必要非明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民间有民间的法度。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咱民间的法度。民间人按民间法度待人处世，也是讲原则。”

    那天晚上，我对娟说：“娟，以后咱俩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凡事你要三思而行，好自为之，千万提防别落入别人设下的‘局’里去！”

    娟顿时落泪了，戚然地说：“你啥意思嘛，当面告诉我，我将失去你了？”

    我也忧伤起来，握住她一只手，强笑着说：“你想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儿媳妇了嘛。虽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却毕竟嫁到了上海，以后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亲、相夫教子，总之……但咱俩不是都有手机嘛，往后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咱俩也会坐得起飞机了，谁想谁，半天后不就见面了……”

    我没忍住哭了，娟反过来劝我，说我俩还是经济合伙人的关系呢，一条绳拴俩蚂蚱，无非就是绳长绳短的改变……

    我回到上海时，翔已先于我到家了。

    他说送孩子们的幸亏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缠住了，魔怔似的只说自己和张家贵那事儿，埋怨我不重视她的托付，一直不给她回复……

    他谆谆教诲我说：“这事儿你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你二姐会大为不满。”

    我问：“她明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张大哥根本没那种想法，她却非指望我能促成，叫我咋办？”

    他怼了我一句：“是你二姐不是我二姐，别问我。”

    我看出那次贵州之行使他一肚子不高兴，内疚地说：“对不起，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

    他愣了愣，抱住我，叹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对我也是真理。既然做夫妻了，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反真理主义者。”

    我笑着怼了他一句：“谁叫你只以为我是名门之后，市长的女儿来着？”

    他苦笑道：“你当时也没详细说明你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呀。”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时，他又说：“以前，作为一名热心于扶贫活动的艺术家，那是一回事。如今眼见生活在山区的某户贫困农家成了自己的亲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吗？我叫她二姐时，心里觉得怪怪的……”

    我似乎听出点儿“我招谁惹谁了”的弦外之音，没接茬儿。

    他又说：“娟寄给咱们那五千元，快花完了。”

    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不用你帮忙。”说完一翻身，不再理他。

    他欲搂我，我拨开了他的手。

    我流下泪来，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因为人是选择性地编织社会关系的动物。对徐主任的事，翔其实是知道的——张大哥的话，就是‘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那句话，翔也说过，可见他对于自己与徐主任的关系，尚能以民间之法度来对待。但对于自己忽然多出了一个我二姐那样的“妻姐”，却难以当成“缘”了。

    但一想到我也一样，我既理解他也原谅他了。

    说到底，谁在本质上都只不过首先是人，那就得多原谅别人，对自己也没必要苛求——尽管我一心想做好人。

    我四处投寄了多份简历，又满上海转了四五天，竭力推销自己。是的，为了将人生进行下去，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推销自己，而且推销得像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销的人那么游刃有余。

    原来世上有些事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自己的学历而自卑。我想我那种能力肯定与基因无关，我的父母绝不会遗传给我那种所谓优良的基因；它分明是后天形成的，可不论养父养母还是丈夫、李娟和张大哥，都不是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啊——我究竟怎么会的呢？我很奇怪，却也颇为欣然——会总比不会好。

    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七十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子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明明德”四个字。

    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

    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时，情况却变了——一个陌生男子对我说，我只能在大堂当接待员了，原本属于我的职员工作被“更优秀”的人取替了。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另谋高就”，或者当大堂接待员。

    我心顿凉。

    他却又说：“工资不变。”

    于是我决定留下——那儿离家近，散步似的，半小时就能走到。而且那份儿工资我也比较知足。

    公司是一幢独栋的老式洋楼，大堂并不很大——但我的工作很单调，也很乏味，须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后，不许看书和报刊，更不许打盹。有人进入，我要请对方出示工作证。若对方是商客，要笑脸相对，询问事由，预约与否，彬彬有礼地请对方登记。

    我的背后，悬挂着巨幅的摄影作品——雪地上，一位光着头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两边跟随六七条狗，看去都是野狗。其中两条，一左一右抬头看他。而他显然走很久了，雪地上的足迹跨距甚小，也不直，证明他已步履蹒跚。他那只拄杖的手，骨节突出，青筋隆起，瘦得无肉，老皮龟裂。风挺大——因为他的土红色袈裟的下摆向后飘起。从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看不见他的脸，便也难知他的表情。

    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摄影作品，我在翔的摄影集中见过。

    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摄影作品前当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员，使我心里每觉“怪怪的”，正如翔叫我二姐为“二姐”时的心理。

    我眼前只存在两种动态现象——一个透雕为多层的大石球和一个中年女人。石球在石柱上，柱下有水涌冒不停，石球便不停旋转。我终日被那球搞得头晕目眩。人真是太奇怪了，心里越不想看什么，目光越不由自主地望向什么。

    那女人姓吴，我叫她吴姐，江苏淮北人。她是清洁工，负责三层楼的走廊、厕所和大厅的卫生。每天上午十点以后，我才能在大厅见到她，那时她已够累的了。只有她出现以后，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她身上。上午忙完了清洁工作，她下午还要去帮厨。

    负责后勤的人还给了我一项秘密工作——要我每天在一页纸上对吴姐的工作表现予以评价：好、一般、不好，我的“√”画在哪儿，将影响她的月终奖金。

    我对这一“任务”很反感，起初拒不执行。可那负责后勤的小头头说：“你不配合可不行，这也是对你的信任。因为她在大堂的工作表现，只有你一个人天天看在眼里。”

    于是我每次都在“好”字后边画“√”。

    吴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每次会拄着拖把歇会儿。那时我就主动与她聊几句。那对于我像充电，使我不至于犯困，能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状态。

    吴姐也喜欢与我聊。

    她对上海人颇多负面看法，因为老上海人从前特瞧不起淮北人。

    她说最不愿意擦电梯旁那几个大玻璃柜——里边的青花瓷瓶是老板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买的，价格都在二三百万港元以上，属于古董。每次擦提心吊胆的，生怕发生什么闪失。

    我问既然是贵重之物，为什么不妥善收藏而摆在明面呢？

    她说：“资本家嘛，显摆呗！”

    我从不与翔聊公司里的事，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所知甚少。三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见过老板，也无话可聊。

    但有天晚上我忍不住问他，究竟想通过那幅摄影作品表达什么？

    他反问：“你指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们强调的主题思想？”

    我说：“可以那么理解。”

    他说：“摄影作品啦，绘画雕塑啦，一首轻音乐啦，可以有主题，也可以没有。”

    我问：“你拍摄时肯定有主观想法吧？”

    他说：“当时还真没有，站在高处抓拍的。过后曾打算以《路伴》定名，最后还是自我否定了。但作为作品总得有个名，所以在杂志上发表之前又定了《无题》。”

    我认为《无题》比《路伴》好——明明是几条狗，看去还是野狗，以路伴言之，未免牵强。

    他认为恰恰相反，非但不牵强，反而很贴切。只不过太实了，会影响另外可能引起的多种遐想，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限制。

    那晚他与朋友们聚餐时喝了点酒，情绪挺亢奋，借题发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他说所谓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岁月之旅，或长或短而已。没有谁宁愿自己的一生是孤独之旅，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是需要路伴的。无人可以为伴，狗也行，野狗也行。他说在人世间，天使是绝对没有的，但好人是绝对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与好人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根本不现实的。某些人比野狗还不如，他们也会自成社会关系之和。他们那“和”，还可能成为“硬核”。并且，他们往往戴着好人的面具，形成与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一生，是与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

    我不以为然地问：“那么在你眼里，我也是路伴啦？”

    他说：“当然啰。我们互为路伴，是同甘共苦，不弃不离的路伴。像有首歌唱的，‘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因为彼此拥有，人生之旅才不至于乏味。”

    “以野狗为伴，下场不是注定了悲惨吗？一旦累倒，还不被野狗吃了？”

    “没有谁的一生始终与野狗为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排除。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却有可能与野狗为伴。那当然是危险的事，不过你认真看我的作品会发现，那些野狗显得多么温良，它们看老僧人的样子多么特别，难道不像是在为他鼓劲儿吗？难道它们不像是他的护卫？一位形销骨立，随时可能被大风刮倒的老僧人，他和那些野狗的关系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当时既使我震惊也使我感动……”

    聊人生路伴自然就会聊到孩子的问题。

    他说就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儿女无所谓。不是超级富豪，亦非当代王储，谈不上有什么生儿育女的“使命”，一辈子不做父亲也不会觉得遗憾。但他父亲是独子，他自己也是独子，这就使他母亲对于第三代很是巴望。生儿生女都高兴，不生却万万不可。

    他说：“我不仅是丈夫，还是独生子，这事你看如何是好？”

    我说：“理解，愿意倾情配合。不过，以咱俩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

    他听出了我与他的想法其实一致，抱我吻我，含情脉脉地说：“替我妈感谢你。顺其自然吧。但我有自信，会使中国多一个好人，你呢？”

    我温柔地说：“也有。”

    第二天我再看《无题》，于孤独与危机之中，确乎看出了几许和谐。

    不料，当日却发生了一件不甚“和谐”的事——快下班时，吴姐又在拖地。阵雨刚过，电梯前水迹犹在。正那时，电梯门忽然开了，率先迈出一个人，为里边的什么贵客“开路”。电梯外除了吴姐并无第二人，那人的举动实属多余。吴姐侧身拖地，没来得及有所反应。而那人横着胳膊一搪，其臂如棒，搪在吴姐的后背。吴姐向前趔趄，撞倒了一个玻璃柜，柜与瓶同时破碎一地……

    然而贵宾与随员并未停步，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转身消失在旋转门外。

    “你没长眼睛啊？这么珍贵的东西让你给毁了，你拿命赔啊？！……”某部门的头头直指吓傻了的吴姐大加训斥，仿佛比我看得还分明；显然要由吴姐来承担后果。

    其他人也指斥不休。凌言厉语众口如一——价值二三百万的古董，你怎么赔得起啊？估计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只不过能赔个零头！……

    斯时我仿佛觉得，背后摄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跃了起来，一起扑向那些男女，转眼间人狗合体，人形皆在，野狗化魂。

    吴姐猛转身从我面前跑了出去。

    那些人宛若未见——有的打电话报警；有的指挥保安围起现场；有的已取来相机不停拍照；还有的只知在那儿摇头顿足，扼腕叹息……

    我有不祥之感，追吴姐而去。

    不远处有立交桥。吴姐的身影已在桥上，我连呼速近，跑到她身旁，双手抓住她胳膊不敢放开。

    她问：“人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责任，一了百了？”

    我说：“那也不能全怪你！”

    她说：“可谁替我作证？”

    我说：“我！”

    她木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绝望地说：“可我打不起官司。我老家的新房才盖起，如果卖了，我一家以后住哪儿？小方，你就让我以命相赔吧！”

    我说：“你的命比那个瓶宝贵多了，我不能眼看着你死！”

    她企图挣脱，我只得将她紧紧抱住。在我的苦劝之下，她终于同我离开立交桥，随我回到我家。

    翔正在家里做相框，看着坐在椅子上唰唰落泪的吴姐，听我讲完经过，沉思片刻，对吴姐说：“我认识你们老板，也许我能替你求个情。”

    我问：“关系如何？”

    他说：“还行。”

    我突然发飙：“你怎么从没对我说过？！”

    他说：“你在人家那儿上班，我告诉你那些有意思吗？”

    他带上手机走到外边去了，十几分钟后回到屋里，庄肃地对吴姐说：“我向你保证，没事了。明天照常上班，任何人都不会向你问责。”

    翔考虑得很周到，执意留吴姐吃饭，住下。

    为那顿饭吃得丰富些，他亲自去饭店点了几道菜，并带回了一瓶红酒。给吴姐压惊，我俩反复劝酒，三个人喝光了一瓶。

    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公司，见大堂已摆满椅子，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皆躲躲闪闪深不可测。

    老板姓耿名识恒，是位瘦小的秃顶老者。那日我总算见到了他的尊容，其貌不扬，其声温润。

    他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不该一向从后门出入，入则直奔办公室，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严重脱离员工，对前门这边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说自己不能做到从今以后次次都从前门出入，毕竟车只能停在后院，但也会经常出入于前门的，遇见哪位员工了，互相问个好，说几句话，也算是种感情交流嘛。即使军队，上下级之间还需要起码的感情基础呢，况公司乎？

    人们报以掌声和笑声。

    我没鼓掌，也没笑。坐在我身边的吴姐在发抖，我握住她一只手。

    耿老先生指着玻璃柜又说——它们之所以摆在那儿，乃因当时他采纳了环境设计师的建议。对方认为，有那两排瓶在，等电梯的人不会心急。想法有道理，但如今看来，动机与效果相反。不能将责任推给人家，毕竟当初我同意了……

    “说重点！”我忍不住大声打断一句。话刚出口，连自己也对自己的无礼暗吃一惊。一时间肃静异常，坐在我前边的人都转身看我，目光如针，视我为捣乱分子。

    耿识恒老先生接着说：“好。该说重点了。重点就是——那些都是廉价瓶，二三百元一个买的处理品。是我有一天闲来无事，亲自去瓷器店挑选的……”

    又是一阵肃静。

    肃静之中，吴姐小声哭了。

    耿老先生继续说：“我要替自己澄清一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些瓶多么值钱的话；何以出了贵重一说，也不必在此分析了。我承认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但我的面子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维护，也从不体现在这些方面。希望如此现象，以后在本公司杜绝。因为碎了一个廉价的瓶，使吴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恐，耿某在此赔罪……”他深躹一躬。

    他又说：“在此，我对一个人满怀感激。是谁我就不说了。没有她，昨天本公司也许摊上大事了。那么，我还有脸出现在上海商界吗？本公司还配叫明德公司吗？……”

    会后，我被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台湾著名的高山茶。”他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陪我坐在沙发上，与我聊了起来。

    他说他出生在上海，对上海有特殊感情；说他与我丈夫是朋友。

    我说：“高翔昨天才告诉我。”

    “是这样啊……我们不但是朋友，你丈夫对我和我夫人还有恩呢。先留个悬念，你回家问他……”

    他亲近地笑，而我一头雾水。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企业管理的，我觉得投资部更适合你，你明天开始新的工作吧……”他起身为我的杯里加水。

    我说：“企业管理与投资是两回事……”

    他说：“凡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也会派人参与管理……”

    他没再往沙发上坐，坐到办公桌后去了，开始写什么。

    我说：“我不愿意您因为与我丈夫……”我忽觉受辱，话就没说完。

    他抬头望我，微笑着说：“你想多了。有的事，不必想那么多。我是商人，我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向以本公司需要为前提。也先留下悬念，以后你自会明白。你看我都在投资部的推荐表上签字了，就这么定了吧。”

    “谁推荐的我？我不认识投资部的人，他们对我毫无了解……”由于自尊心作怪，我犯起倔来。

    他却说：“不是请你别想那么多嘛，为什么非往多了想呢？世事本寻常，一往多了想，似乎就俗了……我签完字了，那么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