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正文 第十三章
初二一大早，李娟揣上钱，骑自行车带我去到了郊区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二三层楼，有中式风格的，也有欧式风格的，还有中西结合的。看去皆是近十年内盖起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是红灯高挂，有的人家还挂了数个。所见门联，传达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门前街上，红屑铺地。显然，除夕和初一，此地鞭炮声通宵达旦。
然而此时村里却静悄悄的。
我说：“这里怎么会有卖电视的？”
娟说：“别多问，保证咱们能买到就是了。”
我俩正说话间，一老叟牵了条小狗迈出家门。
李娟扯我迎上前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
老叟上下打量着我俩说：“大初二的，看你们两位姑娘倒是诚心诚意的。”
李娟嘴甜地说：“请大爷成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今天就看上！”
“那……先到我家呗。”
我俩就跟入了他家院子。
老叟朝屋里喊：“他奶奶，把笸箩端出来。”
屋里应声走出一位老媪，端着大笸箩，后边跟着戴老虎帽的男孩，蹬着小车满院兜圈，引得小狗拖着牵绳追。
笸箩里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电子手表，还有几个计算器。
娟说：“大爷，我们不买这东西……”
老叟说：“买吧买吧。买完了，我带你们到我侄子家，他家还剩几台电视。村里别人家基本没了。春节前来了几拨内地人，疯抢似的都给买走了。”
老媪也说：“大初二的，都进了我家院了，怎么也得给我们老两口个乐呵不是？查了几次了，下次连这东西都没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娟是带我买“水货”也就是走私货来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老叟说服道：“你俩也不该让我白当一次介绍人是不？看这些表多漂亮，男式的女式的儿童的都有，也不论只卖了，一百元抓一把，抓起来没掉下去的都算，就这些了，处理完拉倒……”
李娟手大，她分明动心了，却又不便自作主张，只是看我。
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于是娟挽起袖子，叉开五指，鹰爪逮兔似的一把抓将下去！
那一把真是斩获大大的，估计抓起了十五六只。
我赶紧用衣襟接住。
当我接住第二把后，贪心已起，居然鼓励地高叫：“好！再来一把！”
老媪却及时退开了，涨红着脸说：“不卖了不卖了，便宜货不能都卖给你俩。没见过一个姑娘家有那么大手的！”
老叟也强笑着说：“你这两把多划算啊，进我家院子进对了吧？”
娟付了二百元钱，老叟找了个袋子帮我们装表，然后带我俩去他侄子家。
他侄子引着我和李娟进入楼后的一个破棚子，看起来曾是猪圈，有时间不养猪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还铺着架空的木板。掀开一大块帆布，挪开底下的草捆，现出几只大小不等的纸板箱。
那男人指着最小的一个纸板箱对我俩说：“就你俩看，而且摆在吊铺上，这台最合适。”
他拆了封，打开纸板箱，捧出一台红色外壳、立式的、十四吋的电视来。
我问：“是彩色的吗？”
他说：“在我们这儿，想买黑白的也没有啊，人家老外早不生产黑白的了。这么大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是放在儿童房间的。我们以后洗手不干这买卖了。生活好了，得适可而止，知进知退，有些买卖不能总干下去。我也实话实说，十四吋的不太容易卖出去。你俩如果真打算买，五百元归你们了！”
我和李娟立刻喜欢上了那台电视，对价格也十分满意。
可怎么带回去却难住了我俩——当然用自行车驮回去不是个问题，但我俩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走回去了，那肯定不行。那儿还没通公交，大年初二，也不会有出租在那儿转。
老叟和他侄子也替我俩急，说要是有车他们是愿意送一趟的，可还没富到有车的程度啊。
李娟忽然想起了张家贵，一摸兜，居然摸出了他的名片。
她就问那男人家有没有电话。
那男人说有啊，说村里哪家都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呢。有钱了，什么形势跟不上啊，想跟都不是个事儿。
于是李娟就借他家电话，试着拨张家贵的手机，居然一拨就通上了话。李娟婉转说明求助的意思和村名，张家贵让我俩别急，耐心等在那儿。
“他说他知道这儿，来过。他的手机是诺什么牌的，不大，带盖儿。你看我这脑子，一时想不起了……”
问题解决了，李娟顿时变得大松心，又跟那老叟回到他家去买计算器。
娟说：“算盘淘汰了，再没有计算器，那顾客一多起来咱俩都头大了！”
我说：“听你的。”
说罢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听你的”快成我跟李娟说话的口头语了。
娟买回计算器，又用自行车带我到海边兜风。估计张家贵快到了才回村里，喝了会儿主人请的茶，张家贵的车果然如约而至。
回家路上，张家贵主动与我聊天，麻烦人家帮了次大忙，我自然有问必答。
“你也姓方，玉县县城有位姓方的名人，叫方静妤，不知和你有没有点儿关系？”
虽然面对他我相当谨慎，但被他如此直接地一问，还是未免有几分意外。
李娟抢着替我说：“她家后来搬到临江市去了，她和你说的那位方女士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张家贵说：“在神仙顶，关于方女士的事儿还真不少。她常去我们那儿行医。听说她去世了，神仙顶人都挺念她的好。论起来，她与一户姓何的人家，还算沾点儿亲……”
李娟又急忙将话遮过去，反问起别的来。我则一句话也不想说。
娟考虑得太周到了——吊铺安装了插板，张家贵替我俩将电视扛上去，调出了图像才下来，但已热出了一头汗。
娟将毛巾递给他，他擦汗时说：“你们这小超市的地点很理想，好好经营吧，靠它肯定富不起来，但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还没安空调？”
娟说：“再挣点钱，下一步就安。”
张家贵又说：“外边没看到电话线，里边也没看到电话啊。”
我说：“一过完春节就安。”
张家贵说：“原来也没有，这样好不——我那儿的车库里呢，放着些半新不旧的空调、座机，都是些关系单位搞装修淘汰下来的，有的是白给的，有的折钱了，节后我让人给你们送来，安装好。没有不行，但也没必要买新的，省下那笔钱用别处吧。”
我和娟大喜过望，连说“谢谢”。
张家贵转身时，娟对我耳语，我便说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了，还有事，没时间，说以后他请我俩。
将张家贵送走后，娟说：“怎么样？他人还不错吧？”
我说：“如果他不是神仙顶人，属于可以深交的人。”
娟看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有了电视，我俩像一对儿懒虫，吃了睡，睡了吃，不吃不睡时，双双守着电视看起来没够，都不同程度地胖了。
春节刚过，张家贵派人送来了两台空调——一台立式的，一台挂式的。为我俩省下了一万多元钱。
座机也捎来了，但电话线得电话局帮着拉进来。娟说这事儿简单，她去办，还感慨地说：“有贵人相助，人生一旦往好了变，顺得挡都挡不住。”
我有同感。
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别人人生中的贵人。
我将我这想法对娟说了，她取笑道：“你怎么也跟我一样，迷信起来了？其实什么贵人不贵人的，无非就是合得来的人互相帮助呗。”
正月十五以后，电话接通了。娟打的第一通电话，便是问旅店老板“小朋友”怎么样？他让我们快去将“小朋友”接走，说它可想我们了，再不接它，只怕会得抑郁症。娟对我学了他的话后，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接。与“小朋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我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我二姐的女儿赵俊写给我的——她在外地打工，信是从外地发出的。她在信中批评她爸妈根本不关心她弟弟赵凯的学习。赵凯都上高中住校了，她爸妈一次也没为儿子开过家长会。她着重批评的是她妈，也就是我二姐——因为我二姐留守家中，却不担起对家、对儿子的责任，热衷于在家聚赌。
赵俊说她或当面或写信规劝过她妈多次了，她妈却只当耳旁风，所以请我这位小姨帮着劝劝，希望也许能起到作用。
这封信是多么的破坏我的良好心情无须赘言。
本来我对我二姐的印象还不错，那封信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
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儿开始打工的人生……
李娟关心地问：“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
我说：“你看。”
她接过信看后，沉默良久才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向你倾诉一下很正常。”
我说：“这种信我怎么回？”
娟说：“不好回也得回吧？”
我说：“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她已是精神上的病人。
娟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
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
小姨，我叫你小姨，因为你确实是我小姨，而且是亲小姨。如果我与你不是这种关系，我也犯不着给你写信，平添你的烦恼。现在的我除了向你求救，不知谁还能拯救我。如果你不早日回来将我带走，那我绝对不想活了！SOS！SOS！……
娟接待顾客去了，而我，默默抱起“小朋友”爬上了吊铺。直至超市关门，我没下吊铺。
我想起了娟说的话：“人的命运一旦变好了，往往顺得挡都挡不住。”我的命运才开始变好几天啊！
娟坐到我身边时，我虽没哭出声来，却流泪了。
娟问：“你怎么打算？仅仅回封信看来都不妥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后悔可晚了。”
我说：“不知道。”
娟说：“我给机场打电话了，贵州那边突然降温，雨雪交加的，深圳到贵州的航班停飞了。”
“我才不回去！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受累！当年把我遗弃时，难道他妈不知道？她姓赵，我姓方！他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告诉他爸妈？爱死死去，关我方婉之什么事？！”
我叫喊起来。
一阵肃静之后，娟低声说：“我也给火车站打过电话了，还有明天的票，但也不多了……”
我哭出了声。
“那我去车站了，你也别在吊铺上了，我一出门你就把门插上。”
娟迅速下了吊铺。
我将“小朋友”搂入怀中……
李娟给我买的是卧铺票，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高翔。
我俩在同一车厢，不在同一包厢。除了李娟这个姐们儿，我在深圳的熟人再就是高翔、李主任和不久前认识的张家贵。我不愿在列车上巧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不愿遇到张家贵；第二不愿遇到高翔。没想到却偏偏遇到了，我只能显出高兴的样子，尽管我实际上高兴不起来。
开车后，他与我坐在走廊的边座聊天，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玉县看望父亲。对高翔和李主任，我曾说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而他俩信以为真。
高翔说他和几位朋友在贵州某山区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即将开学了，他们分头赶去参加开学典礼。
聊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包厢，一躺下再没出去，而他也再没找我。大约俩小时后，天黑了，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外甥赵凯。他脸色煞白煞白的，唇无血色，是黑的。
他对我说：“你是我小姨，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你绝对否认不了的。你的行动太慢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知道你不愿有我妈那样一个姐，不愿有我这样一个外甥，这我理解，对不起干扰你了……”
他深躹一躬，直起腰时，化为青烟。
我惊醒，一身冷汗，不由觉得车速太慢。
上午十点多，列车到了贵阳。
在站台上，高翔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谢绝了，说有人接我。
他又信以为真，见我只不过肩挎一个小包，遂在站台与我分手。
站外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广场上人多得像沙丁鱼罐头。以往人们都会纷纷坐上出租车或“黑车”去向市内各处和四面八方的县镇、农村了，而现在因天气恶劣，路面湿滑，几乎无车载客了。偶有一辆仍愿上路的司机揽客，立刻会被急欲离开的人团团围住，如被群抢一般。
我焦急地接连大喊：“有没有去神仙顶的？我有急事要去神仙顶！哪位师傅行行好，送我到那边乡里也行！我愿出高价！神仙顶！高价！……”
喊了几番，没人理我。
我几乎急出了泪，忽听有人叫我，一转身，是拉着拉杆箱的高翔。他说他也正因打不到车发愁，听到了我的喊声。
一见到他，我的眼泪竟止不住流下来。
也许是我太想见到熟人了。
“别急。我的事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咱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你的事怎么办？”
我俩在一处小咖啡厅坐下后，我对他说，我要赶到乡中学去为一个外甥开家长会，时间是下午三点。
“是这样啊，顺利的话来得及。你敢坐在摩托后边吗？”
我的话明显会使人产生多种疑问，他却没问那么多，直奔主题。
事关我外甥的生死，即使赵凯不是我外甥，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少年，昨夜那梦也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时间的紧迫，恨不得生出翅膀来。
我毫不犹豫地说：“敢！以前常坐在男同学驾驶的摩托后兜风。”
他笑道：“那就别急了，我保证你能准时开上家长会。”
他让我耐心等会儿，起身到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去了。再回到我身边坐下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十几分钟后我就可以上路了。说罢，从报刊架上取下两册杂志，给我看一份，他自己看一份。
我俩喝完咖啡，他让我跟他走。走到一处立交桥下，已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等在那儿了。那男人戴一顶头盔，手里还拿着一顶头盔，守着一辆较新的大摩托。不是电动的，是有油箱的那种，看上去是进口的。
高翔介绍那男人也是位摄影家，他的朋友。
“我的职业使我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好朋友。”
他这么说时，满脸洋溢着对人生的满足感。
他那朋友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将手中头盔递向他。他接过去，亲自为我戴上了。而他的朋友，摘下自己戴的那顶头盔，也一丝不苟地为他戴上了。
他一言不发扶住摩托，跨上去。
我惊讶地说：“你要带我去？”
高翔还是不说话，只点一下头。
他朋友笑道：“放心，他水平高着呢！驾摩托去过新疆、西藏、青海，否则我这宝贝摩托也不愿借给他。”
说完，他替我拉下了面罩。
高翔这时才说：“送你这趟路程，小菜一碟，我还嫌不过瘾呢。坐稳啊，出发了。”
就这样，为我，他将拉杆箱留给了朋友，骑走了人家的“爱驾”。
尽管他是位驾驶摩托的高手，无奈路况不佳，他的速度并不快，驾驶得也相当谨慎。
中途他将摩托靠路边停住一会儿。我活动身子时，他向远处走，那儿的路边有几棵老树。
我明白他要干什么，冲他背影喊：“别走那么远了，我转过身就是！”
他也喊：“那成何体统！”
他走回来后，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安全带。
他让我再坐他后边时，用安全带将我俩拦腰系在一起，那样我就不会因一直搂着他而手臂发麻了，也更安全了。
再上路不久下起了雨。那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行驶了。
他不得不将摩托停在路边，指着一棵树，要说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拔腿就想跑过去。
他拉住我大声说：“不能到那儿去！咱们已经在高处了，万一有闪电那儿危险。”——看着山体又说：“也不能往那儿躲，可能会有石块滚下来。坐我背后吧。”
他原地坐了下去，并且盘上了双腿，闭上了眼睛。
我顺从地那么做了，喊着问：“你在打坐吗？”
他说：“是啊，在西藏时跟喇嘛朋友学的。咱们坐这儿最安全，你不妨也闭上眼睛，这种经历得用心体验。”
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天空大雨如注，身下流水若溪，远处有雷声。忽然又下起了冰雹，砸在我俩头盔上其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伸手摸，摸到了几颗，觉得有指甲那么大。
那时我倏然觉得自己消失了，也不是消失得多么彻底，仿佛是一种在亦不在，有我亦无我的状态。
“我是谁”三个字油然出现在我脑海，反反复复的。似自问，亦如天上有声音在反问：“你是谁？”
我不禁又想到了“宿命”二字。
大约半小时后，我俩又坐在摩托上了。斯时乌云消散，天已放晴，还出了太阳，像被雨洗过，红得清新。
接近乡里的一段路难以通过，那儿在修路，坑坑洼洼的，间或有沙堆和碎石堆，积水最深处将近一尺。高翔爱惜朋友的摩托，不肯推着过水，而是将摩托推入了路边的一片玉米地，绕行而过。也不知是什么人种在那儿的，只将玉米收走了，任玉米秆儿枯在那儿。我的衣服裤子早已湿得可以拧出水了，于是干脆连裤筒也不挽，从水坑直蹚而过。
按照我的要求，高翔一直将我送到乡一中的操场边。
当他骑着摩托离去时，我问自己——方婉之，他现在算不算你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呢？
操场上也有一汪汪积水，几名光着身只着短裤的男生在踢足球，踢得水花一阵阵四溅。
一幢楼的二层外走廊上站着一排学生，有男有女，皆在观看，不时发出喝彩助威之声。
我朝他们大喊：“告诉赵凯，他小姨来啦！”
于是他们也齐喊：“赵凯，赵凯！你小姨看你来了！”
喊声引起了踢足球的男生们的注意，正巧足球朝我滚来。
我飞起一脚，稳准狠，将足球踢得老高老远，像狠狠给了我的“宿命”一脚。
我那“市长爸爸”爱看足球赛。受他影响，我从高中到大学也如男生般爱踢足球，还当过中锋。
那些个光着上身的男生见状，不抬头看球，一个个看我，其中一个还冲我跷大拇指。
我仍戴着头盔，拉下了面罩。我想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如同一个从泥石流中脱险的女人。
一个男生问我：“你真是赵凯的小姨？”
我装聋作哑，未予理睬。
有名男生一边走向操场一边东张西望，我看出那是赵凯，举了一下手臂。他缓缓朝我走来。
我悬着的心终于踏实。
谢天谢地，我外甥还活着！
那么，就算我是专程为他赶来开家长会的吧，谁叫事实上他妈是我二姐，他是我外甥，我是她小姨呢！那少男越接近我，步子越小，走得越慢。
我忍不住吼他：“快点儿！”
他走快了，在离我三步的地方站住，不再往前走。
我想接着说：“小姨来给你开家长会。”——却又不愿那么说，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岂有此理！他明明有爸妈，我又不是他家长！
我想只说“我来了”三个字，却看到他臂上戴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说出口。
当时可是二月份啊，从鞋袜到裤子到衣服，穿在我身上的可都是湿漉漉的遍布泥点子的脏衣服，而且我整个人都冷得有些僵了。
臂戴黑纱的赵凯也呆呆地看着我，一脸恓惶，不知所措，仿佛我不是一个真人，不是他的信催来的拯救者。
我猛地抖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黑纱。
我外甥终于扑向我，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并将脸偎在我胸前。
“小姨……”
我听到他轻声这么叫我。
别说他是我事实上的外甥了，就算是一个与我半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少年，如果臂戴黑纱，如果还紧紧搂着我——我除了也搂住他还能怎么办呢？
我那么做了。
“为谁戴的？”
我有点儿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问出的话，因为自己的语调变得那么温柔。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生父死了。这一猜测并未使我心生悲痛，但是却有大的遗憾，因为我有些想问他的话还没机会问，也有些想对他说的话还没机会对他说。
不料那少年说：“我爸……”
他哭了。
原来死了的不是我爸，是他爸。
我不但毫无悲痛，连点儿遗憾也没有了。因为我对那个是他爸的男人毫无印象——只不过站在他家院外，隔着当时架在他家院内的剁肉的案子，也隔着她家盖起不久的新房的窗子，望见了坐在屋里嘴叼着烟的他爸，而他当时也瞥了我一眼，如此而已。
可死了的毕竟是紧紧搂着我的这少年的亲爸——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头——他毕竟是死者的儿子。
忽然跑来一名男生，交给我一个纸条后退开几步，站定了以研究的目光看着我和赵凯，仿佛我俩的关系分外可疑。
那时我才发现，几名光着上身的男生已不再踢球，一动不动地站在操场的不同地方望着我俩。二楼走廊上的学生们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俩。
我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赵凯的小姨到学校看他来了，并与他在操场上劫后相见似的亲密拥抱——这一事实被乡一中的那些学生们所见证——集体见证本身也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那一时刻的时间似乎定格了。
纸条是高翔的——他说他得办他的事去了，估计我得在乡里住一夜，所以他在招待所为我预订了房间，房费已付。
我让赵凯陪我去买衣服。
路上我问他爸是怎么死的？
那少年三缄其口，只说：“你还是问我妈吧，问我姥爷也行。”说着他又要哭起来。
对于我嘱咐他的一些话，他倒是由衷接受，表现得特顺从。
他说原计划今天下午确实是要开家长会的（没想到我骗高翔的话竟与事实相符，这使我心中对他的内疚减少了许多），由于天气的原因，有些家长来不了，有些学生也不能按时返校，于是推到后天下午同一时间了。
我说：“那我明天回一次神仙顶……”
我还想说：“去看你妈和你姥爷。”
可我不认为那会是愉快的相聚，所以没说后一句话。
他问：“小姨，你真能给我开家长会？”
我说：“保证。”
“小姨辛苦了，早点儿休息……”
在招待所前，我外甥将替我拎着的衣服和药交在我手里，转身跑了。他跑得蛮快的，跑姿颇像运动员。这一点大约要感激我的生父，他个子高。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个女儿腿都长。赵俊和赵凯也是——腿长算是他遗传给后代的良好基因吧。
我冲过澡，换上衣服，喝下感冒冲剂躺在床上时，内心充满了对高翔的感激。他送我这一趟，不但比我还辛苦，而且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招待所那时已住满了人，或是送子女归校，因天气原因回不了家的人，或是赶大集的人或上访者。如果不是他提前为我订下了房间，这会儿我可去哪儿呢？
我联想到了一句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养娃还是一个好。”当年的农民最反感这句口号了，其不好明明一目了然嘛！孤零零一个的成长多寡趣啊，我对此深有体会。再说，万一夭折了呢？万一既夭折了还无法再生了呢？起码应该改成“还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
那么，贵人也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男贵人有男贵人的好，女贵人有女贵人的好。各有其好，好好与共。
这想法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幸福又幸运的人——二○○二年以前幸福，二○○二年以后幸运。
至于养父和养母，他们不是我的贵人。他们之于我的人生的重要性，非是“贵人”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重塑了我，是我人生的导师，使我在心性上脱胎换骨。否则，我这一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赵凯面前，也根本不会帮杨辉圆了他的参军梦。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农村，一奶同怀的兄弟姐妹因为小小的利益之争而结仇衔恨的事真是不少，包括赡养父母这种“天则”，往往也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二○○二年后，我已知晓许多。
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待赵凯和杨辉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
因为杨辉小时候陪我玩过一次？因为他送我离开神仙顶时说过比较成熟的话？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少年而且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因为他妈也就是我大姐的命运令我同情？因为他想参军的愿望属于良好的愿望？……
我承认以上原因都是使我帮得心里不算太别扭的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帮杨辉在前，赵凯的事在后；如果我所有的农村亲戚都一再向我求助，我的人生又将会如何？
我何尝不需要亲情？
但我刚能养活自己，哪里担得起那么许多亲情责任！
我一味胡思乱想，想到后来又陷入了沉重之思的泥淖。所幸药力发挥，我渐渐睡了过去……
神仙顶有新气象。
时隔一年半，上山下山的路完全修好了，有的农民买了小面包车，在神仙顶与乡里，甚至与县城之间跑起了运输，既载人也拉货，业务还挺忙，挣钱不比到外地打工少——也使神仙顶的人出行方便了，到县城去已是抬脚就走的事，如家常便饭。
家家户户的新房和院落都已修好，有的还是小二楼。
村里干净了，有方砖地面的小广场了——有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坐在小凳上聊天，看去都是早早就当了奶奶或姥姥的农妇。几个孩子在玩玩具，而那些玩具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见过的。
我是坐一辆由农民司机开的小面包来到神仙顶的。也许因为将我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不断主动找话跟我说，似乎觉得他的车能载一个深圳人是他的荣幸。
“深圳啊，听说过，起先也是一个小小渔村对吧？过几年我们乡就改镇了，再过几年，也许就超过深圳了。”
全车人就笑他吹大牛，都说只有中央“画圈”的地方才会发展得快。
他却说：“咱们县不是省里的重点扶贫县？在省里挂号了，在中央不也挂号了？不也等于中央画圈了？”
不论那农民司机还是满车农民和农妇，与我以前见过的当地农民和农妇都不太一样了，都爱说爱笑了，脸上也都多了某种鲜活的表情。
我从小广场上那些农妇和那些孩子的脸上，也看到了同样比较鲜活的表情——那是我以前两次到神仙顶时从没看到的——那时神仙顶的大人孩子的脸普遍呆讷，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
我正犹豫着先去谁家，一个背篓的男人站在了我面前。
他问：“我怎么看着你像……你是那个那个……赵凯他小姨吧？”
我点头。
“哎呀，哎呀，认不出我了？想不到你回来了！我是你大姐夫呀，快跟我去家里，一定得先去我家！……”
他要不说，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他上前一把抓住我胳膊，抓住了就没再放开，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临江市政府向省里打报告，要求免除神仙顶这类特贫而又地少的农村交公粮的义务，允许那样一些农村的农民不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粮食，爱种什么种什么，觉得什么来钱多点儿就可以种什么，种什么都不必再交土地税；省里已经批准了。临江市向神仙顶几次派来茶叶专家，神仙顶的农民都由粮农变成茶农了。每天傍晚乡里的茶厂都会出车上山来收茶，当场对面就给钱，绝不打白条……
我大姐家盖起的是小二楼，院前院内都挺干净。
我和大姐夫进院时，我大姐正在院里洗衣服。
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后，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洗衣服的好日子。
大姐夫说：“你看谁来了？”
我大姐缓缓站起，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转脸问她丈夫：“谁？”
大姐夫笑呵呵地说：“你小妹呗。”
血缘真是匪夷所思的力量，虽然我还不曾叫过那个男人一声“姐夫”，心理上却已开始接受他就是我大姐夫这一事实了，因为何小芹事实上是我大姐这一点不容置疑——我当时的心理颇似癌症患者，起初本能在拒绝接受事实，面对一系列化验结果时，最终也就不得不认命了。
何小芹——不，我大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小步一小步朝我走来。
我欲后退——我从没靠近过精神不正常的人，是本能反应。
我大姐夫却在我背后推了我一下，我身不由己地朝前趔趄两步，结果就与我大姐面对面了。
我不知所措之际，被我大姐搂抱住了，就像被赵凯搂抱住了那样。严格地说那也不能算搂抱，或许因为她的双手是湿的，所以她仅仅是用胳膊夹住了我；同时，她的下颏搭在我肩上。尽管她和赵凯搂抱我的方式不同，但作为两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事实上与我发生了极为亲密的接触。
事实也是很厉害的。
事实一旦成为事实，人往往就只能由事实牵着走了；不论是理性之人还是感性之人。
我大姐小声说：“方婉之，谢谢你。”
她的话令我大费其解。
我进入了她家的院子，任由她那样子对待我，这足以证明我承认她是我大姐了，她却不叫我“小妹”而叫我“方婉之”——多么的奇怪！
我大姐夫却小声对我说：“她这可是明白话，不明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
我觉得大姐夫的话更是莫明其妙。
他又对我大姐说：“行了，搂一下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我大姐放开我时，我大姐夫取下了我的背包——背包也是我在乡里买的。
他问：“什么呀，还挺沉的。”
我说：“全是湿衣服。我昨天来时遇上雨了，招待所没地方晾，想在这儿晾干。”
我大姐夺过背包，一言不发地拉开，将里边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一股脑儿全抖在水盆边，又坐下洗起衣服来。
大姐夫对她说：“我先带你小妹参观参观咱们的家哈。”
大姐“啊”了一声，也不再看我俩，只管低头搓盆里的衣服。
那小楼外观搞得不错，一层窗台以下还贴了瓷砖。里边除一间卧室刷过了白灰，另外所有地方仍是水泥裸墙。有的房间只有一两件旧家具；有的房间堆放农具；有的房间空着。也只有卧室多少体现出一点儿生活气息，床虽是旧的，木料已变黑，但花床单和花枕套较新。一面挂镜子和相框的墙壁颇可观，以杨辉穿军装的彩照最为显眼，最大的一幅一尺左右。
我大姐夫说，当初铆足了心劲不盖平房非盖小楼，完全是为儿子着想。
“想着他结婚的时候连新房都有了，可他真的参军去了……虽然刚才你大姐已经谢过你了，我也还是要再谢你。你那五千元钱是雪里送炭……儿子一入伍，我和你大姐没操心事了，她的病也好多了，能采茶了，采得还挺快……这个家暂时这样没什么，我俩不急着装修，先攒两年钱再说。一年攒下两万没问题，两年不就四万吗？三年不就六万吗？过日子这事儿，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啊。你那五千元钱，我和你大姐都认为，必须还……”
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的。即使他停下来时我也不接话，无话可接。我看得出来，除了向我表达谢意，他其实也想承认自己当年作为父亲的混，却由于自尊心的障碍，话到唇边拐个弯又说别的了。
等他终于不再说下去，我才说：“那钱不必还。”
“哎呀，哎呀，这……咱们到院子里吧，晒着太阳，边喝茶边聊好不？”
他用两声“哎呀”接受了我的表态。
我大姐已在洗我的衣服了。
我说：“大姐我自己来。”
话一出口，我暗自诧异，没想到自己口中会那么自然地叫出“大姐”来——那是我的第一次。
我大姐也不说什么，只是起身用背挡住我，不让我靠近水盆。
我只得坐在小凳上饮茶。
阳光晒得我身上暖暖的，特舒服。茶也香，清喉润肺。
大姐夫说：“没打过农药的。”
我说：“好喝。”
大姐夫又对大姐说：“婉之不许咱们还她钱。”
他将“不许”二字说得格外强调。
大姐边晒衣服边说：“得还。别听她的，谁挣钱都不容易。”
我心里顿时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听到她说了一句绝对是明白人说的明白话。
大姐夫挠挠头，笑呵呵地小声问我：“这倒使我为难了，听你俩谁的啊？”
我也小声说：“听我的。”
大姐夫的话属于“杀鸡问客”那类话，而我的话却是真心实意的话。
不料大姐耳灵，看定他大声说：“听我的！”
“好好好，听你的，当然听你的，你的话就是圣旨行了吧？”——大姐夫哄着大姐。给我续水时小声说：“我还是得听你的。”
尽管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可谓狡黠，但我内心却无反感。因为我不论从他脸上还是从我大姐脸上，都看到了那种给我以“鲜活”印象的变化。这变化使我既为神仙顶的人暗自高兴，也为他俩高兴。须知被贫穷压榨得麻木了的人，往往是连一点儿小狡黠也没有的。极度贫穷的日子过久了，几乎可以将人的智商归零。
大姐夫问我“回家”的事由，仿佛神仙顶自来就有我的家，而且我也只有这里的一个家似的。我觉得他的亲热首先应归功那五千元钱，或进一步说他儿子入伍这件事，使他的人生燃起了某盏彩灯——可不是嘛，他家院子的门楣上钉着“光荣军属”的红色铁牌，据我所知这是神仙顶头一户，多么令人羡慕可想而知。但我立刻又觉得我的想法甚不厚道，于是心生出自我批评。
我说我是回来给赵凯开家长会的。
他“噢”了一声，问我见过赵凯了吗？
我说见过了。
“那么，知道他爸不在了？”
“看到他戴黑纱了，他不告诉我原因，究竟怎么回事？”
大姐夫就大声问大姐：“婉之问赵凯他爸的事，你过来告诉她呗，我洗。”
大姐头也不抬地说：“你告诉吧，我这儿都快洗完了。”
“我告诉合适吗？”
“事儿都是那么一件事儿了，谁告诉还不一样，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大姐的话一句比一句明白，语气语速与常人无异。除了偶尔眼神有点直，看不大出来是个患过精神病的人了。我觉得，大姐夫与大姐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姐的家庭地位分明有所提高——这肯定也要感激那五千元钱。或进一步说，要感激我是我大姐的亲妹妹这一事实。如果我仅仅是她的亲妹妹，节骨眼上却并不伸出援手，或有心无力，那么将又当别论。
才五千元钱就改变了这么多关系！
而且还未必是他当时真就拿不出来的。
钱、钱、钱这东西啊！
那时我内心又对钱产生了五体投地般的膜拜，并且，因此不寒而栗。
大姐夫的说法是——赵凯他爸不学好，爱赌，结交了些狐朋狗友。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出个坏点子来，盗墓……
“根本不在行，也没应手的工具，三个喝得半醉不醉的家伙，有天夜里就干了起来，还弄出不小的动静。赵凯他爸负责起棺材盖，用的是凿子和锤子。他一下下把自己衣服角给凿进去了，自己却没感觉。忽然有人打着手电，喊着跑过来了，那两个撒腿就跑，赵凯他爸却跑不掉了，衣服被夹住了！越挣越觉得棺材里有只手拽住了自己，所以他倒喊起救命来。等附近村里的人赶到，他就那么被吓死了。千真万确是被吓死的，有法医的证明……”
大姐夫讲此事时倒不断断续续的了，讲得特顺口，似乎已经讲过多遍了。我看不出他有悲痛，只看出他讲到“喊救命”时，强忍着才没笑起来。
我也没悲痛——悲痛不起来，仿佛在听他“扯闲篇”。我夜大的同学每将散布奇闻怪事的人讥为“扯闲篇”，却又人人爱听，故“扯闲篇”的人挺被喜欢。
好事无人言，坏事传千里——我明白了赵凯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我不知说什么好，陷于难堪的沉默。是的，我难堪。我大姐夫讲得一点儿不难堪，我这个听的人却难堪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
大姐夫问大姐：“我没添油加醋吧？”
大姐说：“是那么回事。”
她已洗完衣服，将水泼在当院，到水管子下去接清水。
我为了摆脱难堪，走过去替大姐端盆，发现大姐眼中有泪了。
我说：“你歇会儿，我洗二遍。”
她说：“在这儿吃午饭吧。”说罢进屋了。
我洗衣服时，大姐夫蹲盆边说，我二姐因为二姐夫的事没脸出门了；我生父气病了；二姐夫家的人也觉得他丢尽了他们的人，都不愿管他的后事。
“没法子，看你大姐分儿上，我也得出头啊。是我张罗着把你二姐夫发送了的。虽然他活着时我俩关系并不好，他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他死后，我可是很对得起他的……”
大姐夫的话说得特坦荡。
我说：“谢谢大姐夫。”
说完内心陡然来气。都是些个什么烂事儿，与我方婉之何干？我谢得着他吗？我又是替谁在谢啊！
午饭简简单单。
大姐夫说，按理也应该由他张罗，将我生父和我二姐请到他家，亲人们聚一顿餐。但出了那件不好的事，聚在一起聊什么呢？所以还是别往一起聚的好。
我大姐说：“对。”
那也正是我想说的。
在院门口，我大姐嘱咐我：“要是你二姐问你来过我这儿没有，你要说没来过，先到的她那儿。”
我点头。
“她要是不问，你也犯不着非按我教你的话说，绕过去最好。”
我点头。
“她受那场刺激，神经也有点儿不正常，说什么你不爱听的，都别挑她的理。”
我没再点头。
我的颈子僵住了——不，我全身都几乎僵住了。
曾经疯过的大姐，说二姐“精神也有点儿不正常”，是我从没想过的荒诞事。
迈出大姐家院子，我心里接连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不是骂任何人，而是诅天咒地。难道我何家三姐妹，竟会有两个疯子吗？或者，一个好了，终于不疯了，另一个再接着疯？还要外加一个盗墓贼？幸而我及时赶回来了，若不，是否又会多一个自杀的呢？！天公地母将这些烂事儿都砸到一户人家头上，还不该被诅咒吗？！
我见到我二姐时，她刚从鸡窝里取出鸡蛋，一手一个。
见到我，两个鸡蛋落地了。
我说：“对不起。”
她将目光从我脸上收回，转身朝柴草棚里唤鸡鸭。几只鸡和一只鸭从棚里出来，喜出望外地争食碎在地上的鸡蛋。
她看着。
我也看着。
尖嘴的比不过扁嘴的，碎鸡蛋主要被鸭子吃了，而且吃得极为得法，秃噜一下，一口全嘬进嘴里了，气得几只鸡干瞪眼没奈何。我从未见过鸭子吃碎鸡蛋这事儿。
我想全世界自从有鸭子以来，居然能吃到生鸡蛋的肯定是不多的。我替那只鸭子感到幸运，同时也替大姐二姐感到幸运——如果没我这样一个小妹，她俩的人生将会怎样？更替赵凯感到幸运，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小姨，在此一段耻辱临门的日子里，谁来关注他的生死呢？
于是我感觉到了虽不美妙但却明晰的存在价值。然而也怕自己只不过像碎鸡蛋——如果吃了鸡蛋的鸡鸭变成孔雀或天鹅——不，也不必变得那么理想，即使变成一般好看的鸟儿，我都甘愿像那两只碎鸡蛋似的干脆奉献了自己……
可如果吃过鸡蛋的鸡还是鸡，鸭还是鸭呢？
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我当时被一种很丧很丧的想法粘住了，如同一时冲动飞错了方向的小蛾子被巨大的蛛网粘住了。
我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了挎包——李娟替我往里边塞了些钱，究竟多少我还不知道。
我明白又到了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但愿挎包里的钱够用。
当碎鸡蛋无影无踪，地上只留下了湿迹，鸡和鸭欲犹未足地离开了，我二姐一转身进了屋。
我杵在那儿发呆，难以判断她的态度属于正常表现还是相反。
忽听她在屋里喊：“倒是进来呀！”
我进了她所在的那间屋子，满地狼藉——似乎是她两口子的卧室。她似乎将家里所有能摔碎的东西都摔在地上了，包括盘子碗。床上，新被子的被面被剪得稀烂。
她将手中笤帚一丢，坐在床沿咬牙切齿地说：“不过了！我恨死赵家的人了！赵凯他爸只是我丈夫吗？就不是他们老赵家人了？出了丢人的事，他俩哥一个弟三个大老爷们全都袖手旁观！他老妈还到处说他是被我带坏的！是我教唆他去盗墓的吗？他们还怂恿我儿子与我作对！等我哪天把这家给彻底毁了，非死给他们赵家人看不可！……”
她说时，我捡起笤帚默默扫地。
还没扫完，她呜呜哭了。
我说：“你死了，你女儿和儿子怎么办？”
她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交给你了，谁叫你是他们小姨！不交给你难道让我交给咱大姐？……”
我怒道：“何小菊你说的是人话吗？”
她说：“人话鬼话不都一种说法吗？你改姓方了就不是何家的骨肉了？你就是脱三层皮那也还是我亲妹妹！你成了市长的女儿就丝毫不讲姐妹情了？就连明明能帮上的忙都不帮了？那你回神仙顶来干什么？！……”
她将我当成了发泄对象。
我扔了笤帚转身就走。
她从背后抱住我说：“小妹，你可不能不拉我一把！你要是也不拯救我，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她号啕大哭。
“放开我！”
我只得陪她坐在床边，听着，看着，任她往够了哭。等她哭得无趣了才开始劝她。
我说她必须出去打工了。如果她愿意可以到深圳投奔我，我帮她找工作。
她问：“那我儿子咋办？”
我说她儿子由赵家的人代管一个时期没什么不妥，她尽可放心。
她说她不想出去打工，从没出过远门，怕受气。
我说：“那你就要起早贪黑采茶，总之你得担负起为自己为供儿子上学的责任。”
我看出，这个是我亲二姐的农妇，其实是个依赖丈夫挣钱依赖惯了，自己很缺乏劳动能力的女人。
她沉默了会儿，嗫嚅地说：“那死鬼还欠着几笔债呢。三天两头有人来讨债，我没钱还，赵家的人更不会替还。”
于是我拉开了挎包——里边有大约五千元钱。我点出一千元放在我和她之间。
她瞥着问：“多少呀？”
我说：“一千。”
她说：“那够干啥？”——瞥着我挎包又说：“包里不还挺多吗？”
我说：“还要给赵凯留笔钱，我也不能空手去见咱爸。”
她说：“给咱爸二百三百意思一下就行了，给赵凯的钱也可以放我这儿，由我给他。”
我正色道：“我给谁多少是我的事，用不着你安排。给你儿子的钱，我也要当面交给他。”
她看着我问：“你的意思是，赵凯往后上学的花销，全由你负担了？”
“我那么说了吗？你给我听清楚，我没那个意思！”我光火了。
“算我没说，你别生气嘛。赵凯好命，有你这么仁义的小姨。你就是替我负担一半，我的压力也小多了。你成全了杨辉，不能不帮二姐渡过难关。”
她又要哭的样子。
我冷静了。想想，一千的确太少了点儿，又点出五百元放下。
钱的事一完，我和我二姐顿时陷入了无话可说之境。
我便拿起笤帚继续扫地，而她拿着撮子与我配合。
将一地狼藉大致处理了一下，我说我要走了。
她问：“去看咱爸？”
我点头。
我说“咱爸”二字还不太习惯。
她说：“不用我送你过去？”
我说：“不用。”
在院门口，她扯住我衣角，样子挺机密地说：“你大姐家已经不困难了。杨辉一参军，他俩可省心了。你大姐夫也不外出打工了，两口子成双入对地采茶，采得可来劲儿了。你大姐夫家又没什么负担，你都给过他们五千元了，总之他们不属于困难户了。亲人之间，帮谁不帮谁，你心里得有个数不是？……”
我说：“你回屋吧。”——挣脱衣角，快步走出了院子。
我没直接去我生父家。
算来，我生父已快七十了，我想老人得睡午觉，就在村里四处逛。
斯时村里寂静悄悄，茶地里却还有人在采茶，为防晒，有的用纱巾包头，有的戴草帽。
一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在村中形成一处水塘，从另一端流走。我在水塘边坐了一会儿，泡了泡脚。塘水清可见底，底是水泥的，有小鱼。我发现了几条小红鲤和锦鲤，企图用手绢兜住一下，几次都没成功。
我对这儿有印象，小时候看着杨辉他们在塘里嬉闹过。那时溪流的两边和塘岸是泥地，洗衣服的女人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现在有台阶了，这地方成为神仙顶的一处景观了。
一只金丝龟不知何时爬上了台阶，我看见它时，它也正伸长了脖子看我，似乎要与我对话。
忽然不远处传来集体的童声，我站起四望——声音发自一片高竹之后，竹隙间隐现白墙灰瓦。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孩子们的普通话还学得不够好，乡音浓重，听来却也别有一番诗味儿。
我在来时的车上已听人们说过——神仙顶的幼儿园虽不是高级的，却是建在全县最高处的；是县政府拨款建的，为的是使外出打工的大人们不牵挂家里的孩子。而幼师是县里派的，工资由扶贫办发。
两点半左右，我去见我的生父。
我的生父何永旺已老态龙钟，头发快掉光了，人也很瘦，还拄着拐，一只脚缠药布。
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了？”
他说脚上的鸡眼严重了，发展成肉锥了。以前犯了，他都是自己挖，这次感染了，不得不去了乡诊所。
我问：“治好了吗？”
他说：“乡诊所往县医院支，认为必须开刀。”
我扶他坐下后说：“那不是往县医院支，那是对你负责，为什么不去呢？”
我猛然想到，上次我见他时，他的脚也一拐一拐的——肯定与我小时候他为救我而扎伤了脚有关。
我心一紧。
他没回答我的话，反问我回来干什么？
我说：“给赵凯开家长会。”
他又问：“他爸那事儿，你知道了？”
我点头。
“那你也不该回来，他爸那是自作自受。”
他流泪了。
我就将赵凯给我写信之事告诉了他。
“你都姓方了，你没穿过何家的一件衣，没吃过何家一口饭，她们大人孩子，凭什么总是拖累你啊！……”
他连连顿他的拐。
我说：“我这次吃过何家的饭了，中午在我大姐家。”
生父的家维修过了，看去像点儿家样了。他说是大姐夫出的钱，大姐和大姐夫也常来照顾他。尽管如此，那家还是显得乱七八糟的。
我挂起挎包，不许他动，开始收拾。
“你爱收拾我也拦不住你，那我陪你说话……”
他就东一句西一句找话跟我说，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太认真听。只认真听了几句关于我养父的话——他说神仙顶的人都感恩于我养父，我养父宁肯丢了乌纱帽，也要为玉县的山区农民争福祉……
我吃了一惊，急问：“他被撤职了吗？”
他说：“那倒没有，不过本该当上市委书记的，却因为土地税的事没当上，都这么传……”
正说间，我大姐夫送被子来了。
大姐夫说：“不敢让你住我们那儿的，怕你二姐往多了想……”
我说：“我愿意住这儿。”
大姐夫走后，我为生父重新铺床时，见杨辉的一张四寸彩照用线缝在蚊帐上。那蚊帐也许自从挂上就没洗过，已经脏得变黑了；那英武的海军战士的彩照，仿佛使三面围起的小小空间熠熠生辉。
我看着照片不禁在心里说：“杨辉、杨辉，努力啊！……”
收拾完屋子，我给了生父一千五百元钱。
他说什么也不要。
我说：“是为你治脚病的钱。我已经嘱咐我大姐夫要陪你到县医院去了，你不收下，难道那时花他的钱？”
他这才不推了，但说太多，五百足够了。我说肯定不够，逼他收下了一千。
他变得高兴了，说要到幼儿园去，说他喜欢听神仙顶的孩子们唱诗，听了能忘忧。
他走后，我开始大洗起来。恨不得将一切该洗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不管明天的天气如何。他回来时已近黄昏，门前交叉拉起了两道绳子，晾满了我的成果，我正在做饭。
我的生父很不灵便地坐在灶前帮我续火，拉风匣。那风匣多处漏风，发出的声音像肺痨之人的喘息。我认为他多此一举，可他偏那么做。我想他那么做是为了享受与我亲近的片刻时光，而我对这一点也莫明其妙地心生出几分愉悦。
我往桌上端菜时，他起得快了——我听背后有响声，急转身，见他跌倒于灶前。我吃一惊，将他扶起时不安地问：“爸，摔疼了哪儿没有？”
他笑道：“没事没事，哪儿都不疼。”
我将他扶到水龙头那儿洗手，他竟洗起来没完。我探头往门外看时，见他双手捂脸，弯着腰，头顶着水龙头，耸肩不止——分明的，他在无声而泣。
吃饭时，我二姐来了，她自然是可以不请就可以坐下吃的人。二姐的嘴一刻不闲着，要么吃，要么说；说的句句是怨言，谴责我生父当初非让她嫁给杂姓男人是坑了她，如果嫁给一户姓何的，她的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么一种下场。说到来气之处，恨不得将碗边咬下一口似的。我生父起初边吃边听，后来不吃了，瞪着她默默流泪。
我忍不住抗议地说：“何小菊，你非要逼我对你无礼吗？”
我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二姐显然也怕惹我光火起来，又吃了几口，明智地起身走了。
她在门口转身嘱咐我：“他小姨，你给赵凯开家长会时，可别忘了给他那五百元钱。”
生父碗里的汤已经凉了。
我将热汤放在他面前时，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说：“听我的，再不要回来了。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二姐，你非回来认她干什么呢？现在的你二姐，还不如你那个疯过的大姐有人味儿。你不是政府，扶贫是政府的事儿，不是你非尽不可的责任啊。千万别让你两个姐成了你的累赘，你……你已经尽力了嘛……”
他又泣不成声。
我情不自禁地抚了抚生父的后背。
“爸，不说这些，咱把这顿饭好好吃完。”
叫过了第一声“爸”，我叫第二声“爸”叫得非常自然了……
夜里我觉得脚底板很热，起身一看，生父不知何时将一只灌了热水的大可乐瓶放在了我脚下……
生父告诉我，我生母的死与我有关——生我那天，她由于回来时淋了大雨，一病不起。虽然生父四处借钱为她治过，但她的心病不是药所能治的……
生父自然不会明说。
我是将他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才得出结论的。倘我并不一再追问，只言片语他也肯定不会对我说。
那结论使我内心怆然。
可怜的生母！
由是我内心再无怨结，只剩下了对贫穷的愤慨。
第二天上午，在生父的陪同之下，我为生母上了一次坟。
面对那一丘黄土，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妈，原谅女儿，今天才来看你……”
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