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正文 第十一章
“你什么意思啊？”
赵子威对他的双手养护很重视，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有那么细皮嫩肉粉白粉白的手。
他一边仔细地锉指甲，一边拖长腔调问我——连头都没抬一下，仿佛我在他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没资格与他面对面谈任何事。
他的态度使我有些光火。我刚刚为厂里争得一份荣誉——市委宣传部为了广泛宣传深圳精神而举办了一次活动，要求各单位选派员工参加答卷比赛。厂里的人全都怯场，怕考不好丢人。我自告奋勇参加了，而且考了个并列第二名。宣传部的领导亲自颁发大奖状，赵子威上台领奖时一副风光无限的样子，代表厂里致获奖感言时也侃侃而谈，如同他本人正是一位能够最好地践行深圳精神的优秀老板。
他对我的傲慢态度是成心装给我看的，并且另有原因——铜质奖状挂在厂门后，他对我一度表现得超乎寻常地亲热，没人时还动手动脚。我当然觉得是轻佻和骚扰，但却并未翻脸，仅说过“请放庄重”之类的话。而那类话，对于一个老板，也等于是警告了，没准儿他已觉得是奇耻大辱。
他肯定是为此事而给我颜色看。
我只得再重复一遍我的话——我要推荐一个姐们儿来厂里当线长，希望他能批准。
他终于不锉指甲了，双脚一蹬地，老板椅朝后滑开了，接着，他将双脚放在桌边，看定我慢条斯理地说：“你不再需要换一种说法了吗？我提醒你，希望和恳求表达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希望常是上级对下级用的，是要求和指令的婉转说法，而恳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立刻说：“请原谅，我刚才用词不当。我恳求您批准。”
他说：“一名线长要回老家，而且不回来了，是这么种情况吧？”
我说：“对。”
他说：“那么那条流水线上就会缺一个人，及时招一名女工入厂，免得人家抬脚一走，那条流水线上的姑娘们陷入忙乱，影响劳动效率，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我说：“对。”
“可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招一个人入厂，非得招你推荐的姐们儿呢？这也是个不小的人情，现在已经过了招工旺季了，工作不像年初那么好找了。我这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没人情可送了？”
“这……”
我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招，一时语塞。
“线长都是从本厂工人中提拔的。如果从外边现招一个生人，女工们还有什么劳动的上进心？你换位思考一下，我满足你的恳求是对的吗？”
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我推荐的人是熟练的流水线工人。她不仅在包装流水线上干过。也在多种别的流水线上干过。如果流水线出了小毛病，她还能修理……”
他沉吟片刻，低声说：“你的推荐理由相当充分，给你打满分。”
我暗舒一口气，鞠着躬说：“谢谢赵先生。”转身刚要走，又被他叫住了。他举起一只手，手心朝自己，手背朝向我，前后摆动了几下短粗的娃娃指。
我倏觉不快——在现实生活中还没人那么向我做手势。我只在电影、电视剧中见过；做那种手势的人，大抵是反派人物。
但我还是向他走了过去——他在微笑，我也并没犹豫。
“再近点儿嘛，我能咬你一口啊？”
我就顺从地接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
“亲我一下。”
他向我偏过一边脸颊。
这时我犹豫了。
他说：“你不要以为我非占你便宜不可。你既不是金枝玉叶，也并不花容月貌，我干吗非占你这么点儿便宜啊？不实惠也没意思嘛。我是要帮你改改你的性子，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干吗非在老板面前摆出一副高冷的样子？会来事儿点，嘴甜点儿，处处乖顺点儿，对自己有利无害嘛……”
我觉他的嘴脸很无耻，令我心生厌恶。
他又说：“单论眼前这事儿吧，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吗？你给我个高兴，我赏你次面子，咱们双赢，何乐而不为呢？都乐而为之，结果共乐乐，对不？”
听来，他的话似乎也算苦口婆心，诲人不倦。
我问：“工资怎么定？”
他说：“一来就当线长，当然得以线长的工资定了。”
闻听此言，我迅速弯下腰，飞快地以唇碰了一下他的脸颊。
他竟趁机搂住了我的腰，并说：“嘿，小蛮腰，爱煞人也。如果非逼我招认我对你也感点儿兴趣，那也无非就是喜欢你的小蛮腰罢了……”
我想扇他一耳光，但理智阻止了我。我的手在空中改变了落点，使劲儿拧住了他的耳朵。
他叫起来，放开了我的腰。
我立即逃走，在门口转过身，回报了一个自认为甜甜的笑脸——为了李娟，我可不能再将圆满解决的事又搞黄了。
我站在厂里一处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平复自己复杂的心情，几乎流下泪来。为了做成某事而容忍一个自己反感的男人对自己轻薄，这种容忍使我倍觉羞耻。我想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若他们知晓，肯定很不高兴。我想到了生父和两个姐姐及两个姐夫。生父和我大姐会是怎样的看法我难下结论，但我的二姐，我想她会这么认为——只要能将想办的事办成了，那点儿小小不言的恶心考虑什么啊？在乎那个不是活得太娇贵了吗？没资格活得娇贵的人却偏在乎一些不必在乎的事，那就是矫情嘛。至于我那两个姐夫，我想他们更不会当成一回事了。如果我要达到的目的还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他们肯定也会觉得我太矫情了。虽然我并没和他们相处过，但我似乎已从形形色色的底层男人身上，不论做父亲的、做兄长的、做姐夫的，尤其是做姐夫的男人身上，感受到了相当一致的对女人的态度，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该不在乎的时候，想开了，其实就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想到了姚芸，我对她并不鄙视，说到底也是基于一种现实得可悲的唯目的论的逻辑——我同时洞见到，这种逻辑几乎成了中国各阶层的通行逻辑。
我想到了李娟——她盘腿坐在床上数钞票的样子，使我想到了赵子威对我的轻薄，在她那儿肯定也是小小不言、不值得一说的事吧？
为了使她摆脱一种环境“常态”，我居然违心地经历了同样的“情节”，这使我又一次感到了世事的无奈与卑污。
我还想到了两个姐姐的儿女，特别是已是海军战士的杨辉。我想他们如果知晓了他们小姨的遭遇——难道这还不算是遭遇吗？——那么他们的看法肯定与父母辈大为不同……
这种主观判断使我的心情最终获得到了安慰。我终于没有落泪。我已变得相当“理性”。
我虽觉羞耻，但丝毫也不后悔。
既是某人的朋友，就得为朋友做到那份儿上，否则我方婉之凭什么要求李娟将我当成朋友？
当我告诉李娟“事情办成了”时，她不无忧郁地问：“顺吗？”
我笑道：“相当顺利。”
最初几天，车间里的姑娘们对李娟几乎皆投以揣度的目光，少数姑娘的目光中还有隐抑的不服。也难怪，一名新入厂的女工直接当了线长，这种事在别的厂里也少。虽然线长的工资只不过比一般工人多二百元，但对当年的打工妹来说，每月多那二百元往往要以几年任劳任怨的劳动表现来努力争取。为了自己也能当上线长，勾心斗角的梗芥之事，在她们之间时有发生。虽然我介绍李娟时说你们吃的榛子松子什么的就是她从东北老家捎来的，那也无济于事。
不久，李娟以她的实际行动令姑娘们服气了。
她接连几天早上班晚下班，将四道流水线进行了一番维修——该点油的地方点油，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从而保障了流水线不会再出骤停的状况。骤停状况是姑娘们非常讨厌的，一般得请厂外专门的维修工来修。从等人来到修好，不管几个小时，大家都要加班补回几个小时。线长的工作位置是流水线的“头把交椅”，工作相对也轻，无非就是将东西摆正顺直，同时看是否有损坏，然后推给“下家”。流水线上的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一刻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一干一上午接着一下午，一天接着又一天，即使熟练工下班后也会颈酸肩疼，新手则往往会累得头晕目眩，甚至呕吐。
李娟经常离开第一把“交椅”，看谁累了，动作不利落了，就让谁坐到线长的位置去，而自己坐在对方的位置。第一个周六和周日，她还到厨房去帮厨。厨房的活儿对她更是内行的活儿了。她调拌的小菜、打的面卤，人人都说别有滋味，好吃。不久，姑娘们都喜欢上了她，年龄比她大的亲昵地叫她“娟子”，比她小的则尊敬地叫她“娟姐”。
李娟成了我的“麾下”对我的好处也大大的——晚上我可以让她代我实行监管之责，我则可以回到宿舍去温习夜大课程。那时我已顺利地考上了夜大，而李娟也很乐于睡在集体宿舍，和姑娘们在一起说说唱唱玩玩闹闹的。她那种乐天派的性格渐渐恢复了，气色也开始变好了。
一日中午，赵子威又出现在食堂，又走到我那一桌，当时李娟坐我旁边。
他不是来食堂吃饭的，显然是专为李娟而“光临”。他照例背着双手，朝李娟翘翘下巴，不动声色地问我：“是她？”
我说：“对。”
李娟放下筷子站了起来。
赵子威说：“坐，坐，不必站起来。”
李娟刚一坐下，赵子威又说：“你当线长，毫无疑问是称职的。”
李娟笑着说：“以前干过。谢谢赵先生表扬。”
关于赵子威爱听员工称他赵先生这一点，我提醒过李娟。听到赵子威表扬她，我心里挺高兴。
赵子威接着说：“不过，我觉得你在食堂也会干得很出色，怎么样，愿不愿意到食堂去呀？”
李娟用目光征求我意见。
我不认为那对李娟是好的选择——众口难调，食堂的工作要获得普遍的称赞是很难的。偶尔露一小手是一回事，真要成了炊事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于是大包大揽地说：“李娟更喜欢在车间里。娟，快谢谢赵先生好意。”
李娟就说：“是啊，我更喜欢在车间里，谢谢赵先生好意。”
赵子威哈哈笑道：“你还真听她的话。罢，罢，算我没说，罢也……”
他哼着京剧的调子笑盈盈地走开了。
李娟小声说：“咱俩那态度，不算是不识好歹吧？”
我不以为然地说：“从车间调到食堂，谈不上什么抬举不抬举的，你没看出他并没失望吗？他只不过是闲得没事，到食堂来是晃一晃，表示表示他对员工伙食问题的关心。”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个老板还算个挺好的人。”李娟对我的话明显地表示并不太认同。有什么说什么，此点在她身上几乎没变。
我笑笑而已。
其他桌的姑娘们纷纷围过来，七言八语，皆央求李娟别离开车间，别离开她们。
我每每是第一个出现在夜校教室的人。
某一天，有人比我去得还早——我进入教室，见一个男人站在敞开的窗口那儿吸烟。虽已是仲秋季节，秋蚊却仍猖獗。教室虽在二楼，因为窗外有树，地面潮湿有草，一开窗蚊子会冲锋似的往教室里飞。
我说：“哎，你干吗打开窗呀？来烟瘾了那也应该到外边吸去，蚊子进来多了大家还能上好课吗？……”
他一转身，我吃惊得愕住了——原来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窗台上点了两盘蚊香。这当然不至于使我吃惊，我吃惊的是他是那个戴眼镜的、外表斯文内心肮脏的、被公安人员当着我面带走的“黄色摄影师”！
他并没同时认出我。鬼知道他那种家伙与多少涉黄的女性厮混过，我只不过在他的镜头前存在过十几分钟，肯定没给他留下印象。
他说：“空调坏了，不开窗教室太闷了，这样，既通风了，又不至于飞进蚊子来……”
而我不愿再与他多说一句话，一转身跑出了教室。
夜大学生中怎么会混入那种家伙呢？也不能只看分数不进行起码的品行资格审查吧？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向谁反映反映这件事。转而又想，夜大招生条例中明明有一条——即使出狱人员，确实改造好了，并提供公安方面出具的证明，也是可以考夜大的，而且禁止对他们表现出歧视。
于是我忍住了，并没采取任何行动，直至上课铃响了才进入教室。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
我更吃惊了，那家伙居然站在讲台上！
他从容淡定地说：“应该给你们上这门课的教师病了，校方请我代课。能为夜大学生上课，我既高兴又荣幸，但我对上课这件事是有要求的……”
他的要求居然是让夜大学生像小学生们那样立、礼、坐。
他看着我说：“就由你来行使我这门课的课代表的权利吧。”
这种情况下，不管我心里多么不情愿，我也不能说不啊。
我连喊了三次“立、礼、坐”，他才对我们的整齐程度表示满意。我是年龄小的学生，年龄大的有三十好几了。那厮的要求近乎无礼，大家皆面有愠色。
他却这么解释：“不是我这个人各色，我也不喜欢表面上的师道尊严。我要求大家做的，只不过是一堂课的仪式感。通过简短的仪式感，大家接下来就会聚精会神，收心听课了。对我呢，也是一种必要的提示——学生们如此尊敬老师，老师更应该讲好每一堂课，为学生珍惜每堂课的宝贵时间；否则，老师不配学生尊敬……同学们好！”
他向学生们回了一躬：“现在，我们的仪式圆满了，开始上课……”
他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了“公关与攻关”五个大字。
他的板书很漂亮，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写不了那么好。
他认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现象，都必然会全面无遗地体现在具体的任何人身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有限的。但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就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马克思那句名言在他身上就越会得到充分验证。同样道理，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于是产生了“公关”这一理念。“公关”绝不是个体理念，而是以企事业单位为名的整体性理念——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的接触面远大于一般人与社会的接触面，所以得由一个部门来处理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社会透明度越高，企事业单位的形象越良好。效益决定发展，效益怎样最终要以金钱来衡量。但“公关”工作首先不是直接为了金钱目的而进行的，它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常常体现为花钱的工作，所以公关部门要有公关费，如同宣传部门要有宣传费，出差要有差旅费。而这容易使某些国人产生误解，错误地将‘公关’想成了‘攻关’，以为是要靠钱去摆平种种不敢透明的社会关系，靠钱去办成正常渠道办不成的事，完全不去深思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各方面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关’反而成了他们变相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借口……”
他讲时并不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也不插科逗哏，而是一手前一手后，站在黑板旁一动不动；拿粉笔的手在前，不时往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或词。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中排后排，望向前排的时候很少。他的南方口音明显，却又句句都是普通话，语调似乎具有一种磁性，使听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着迷……
他的目光一次也没望向我。而我则被他的话语吸引了，并且完全认可他讲的道理。
我观察左右两边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听得很投入，脸上的不满也完全消失了。
下课后，我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爱听他讲课，尽是“干货”；有的说他像三十几岁时的周恩来，可谓风度翩翩……
后一种议论使我暗暗生气——那家伙明明是一个伪君子，怎么能与周恩来相提并论呢？骗子往往都是能说会道的，某些坏人也可能有一副斯文的外表。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老底，对他产生好感的人不是会越来越多吗？！……
“你什么专业的？”
校办值班的李主任听了我的严肃揭发，不敢掉以轻心，一手拿笔，一手翻开了记事本。
“企业管理。”
“噢？……”
听了我的话，他将笔放下，将笔记本合上，笑了。
我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给他看学生证。
他说：“你叫方婉之，对不对？老师们都夸你听课认真，到得也早。我听课的时候也见过你。你们的代课老师戴眼镜，样子很斯文对不对？……”
我说：“对，他的外表太具有欺骗性了，我认为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
这时上课铃又响了。
“小方同学，误会大了。你先回教室上课，下课时我去你们教室，我会将你对高翔老师的误会解释清楚的……”
李主任边说边往外送我。
第二堂课快下课时，从后排传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其上几个字是“下课请留步。李”。
下课后，我坐那儿未动。
高翔拧开保温杯盖喝了口水，奇怪地问我：“你怎么还不走？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瞪着他反问：“你认不出我了吗？”他走近我，弯腰细看我的脸，直起腰后笑了，假模假式地说：“是你呀！咱俩还有笔账没结呢。你欠我钱，我欠你照片。”
我觉得他的样子是强自镇定。他的笑很狡猾。他的话证明了他的心虚。
我以正告的口吻说：“我认出了你是你的不幸；你也认出了我会使你明白为什么。”
他又狡猾地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没那么严重吧？你又不是女巫。”
这时李主任来到了教室，笑呵呵地问：“你俩的误会消除了？”
他说：“我对她没什么误会，我还选她做我的课代表了呢。”
我说：“李主任别信，他骗你。”
他笑着说：“让你喊立、礼、坐，就是选你当课代表了。”
我说：“那你也收买不了我！”
李主任做着裁判那种手势说：“停，停！高老师你也坐下，由我来解释。”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夜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急学生们之所急，兼起企业管理课……
李主任问我：“你认为高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啊？”
我的脸已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及时裂开一道缝，能使我立刻钻下去。
我以歉意的目光看着高翔，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
李主任也看着高翔解嘲地说：“你的课代表对老师讲课的水平要求很高啊。”
高翔立刻说：“惭愧惭愧，我将认真总结不足。”
李主任又看着我说：“摄影家讲企业管理课，听起来太不搭界了。可高翔老师是学者型摄影家，学问面很广的。人家也出过企业管理方面的专著，还成了畅销书呢！”
“我说还行的意思其实是……讲得很好，同学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得不——不，我心悦诚服地纠正我的话。
“我谢谢同学们的肯定，我将再接再厉！”高翔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
李主任哈哈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高翔将我送到旅馆门口……
国庆前的半个月，厂里接了一份急单。
我向赵子威建议：“号召姑娘们加班吧，否则，恐怕难以按时完成。”
赵子威问：“姑娘们愿意加班吗？”
我说：“只要加班费给得合理，她们都是愿意的。”
听我这么说，他不看我，身子往老板椅背上一靠，眼望屋顶沉默片刻，另有打算也是自信满满地说：“那就别加班了，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了，能完成的，必须按时完成。”
第二天，流水线的运行明显加快了。需要包装的是高档进口酒，每瓶都挺贵。流水线提速了，超出了一般流水线工人眼疾手快的能力，接连有姑娘将酒瓶弄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要赔的。自我当上总长以后，车间里第一次有姑娘的哭声。
我问李娟：“流水线太快了是吧？”
李娟说：“傻瓜才看不出来。”
我又问：“怎么回事？”
李娟说：“还能怎么回事？咱们下班后，有人将流水线调挡了呗！这种速度，连我干一会儿都眼晕。”话音刚落，有一名姑娘晕倒了。
我立刻拉下电闸，李娟则命令几个姑娘：“快帮我一下，使她平躺着。”
那姑娘倒也无大碍，只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一时头晕。
我又问李娟：“怎么才能回到原速？”
李娟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首先得问管车间的人。”
于是我宣布：“大家休息，我去解决。如果我不能解决，咱们就给他来次正当罢工，大家同意不同意？”
姑娘们皆默默看着我不言语。
我急了，大声问：“同意不同意？！”
这才有几个姑娘点了点头。
管车间的人单独一间办公室，据说是赵子威的亲戚。我因车间的事找过他，互相认识。
“不错，是我找人来调的挡。这用不着向你请示，征得你的同意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站在我面前，有必要吗？”
那人明知故问。
我说：“你得再找人来调回原挡，否则没法干了。”
他一脸鄙视地说：“你是请求我呢，还是命令我啊？”
我说：“如果请求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恳切地请求你。”
他说：“请求也没用。为了及时完成订单，将速度调快一挡，这是赵先生的指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咱们厂的企业精神是你概括的。如果女工们有意见，你总线长应该说服她们别计较，对不对？你来找我，自己首先就违反了‘二正’，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嘛。赵先生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不可能改变了，听明白了？”
他的话使我呆住了。
他朝门那儿翘翘下巴：“听明白了就回车间，该干吗干吗去。”
“那么，我告知你，我们罢工了。”
我说完，掼门而去。
“姐妹们，看来我们只得开始罢工了。”姑娘们听了我的话，你看我，我看她，陷入了集体的沉默。
李娟将我扯到一边，小声问：“你确定要这么干？”
我反问：“除了罢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李娟声音更小地说：“我觉得，姑娘们都被你的话吓着了。”
“罢工”二字一再从我口中说出，连我自己都觉得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但我身为总线长，被逼到那儿了，除了意气用事也再无良策啊。我也看出了姑娘们全都是胆小怕事的，她们既希望我能替她们出头做主，又怕受到我的牵连引火烧身危害了自己。是的，我看出了这一点，但我豁出去了。
那时我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门槛》，觉得自己就像他笔下那位俄罗斯姑娘。
这种联想，使我热血沸腾，同时义愤填膺。我特别生气的是事情本不该僵到那个份儿上。姑娘们都愿意为了多挣点儿钱而加班，加班也完全可以保证订单的顺利完成。两全其美的事，他赵子威为什么不那么做，却偏偏要让人调流水线挡呢？不就是可以省下一笔加班费吗？他的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大得这么不顾人的死活啊！
我也小声说：“我没退路了。”
李娟说：“那我和你是一伙儿的。”
她攥了攥我的手。
赵子威背着手走入了车间，身边跟随着他那亲戚。
我觉得矮胖男人背着手走路，并且想要走得派头十足，反而是滑稽可笑的。
他倒也没高声大嗓地训人，反而心平气和似的说：“我得到汇报，你们在闹什么罢工，真的吗？”
他的目光扫向姑娘们时，她们的眼避之唯恐不及，不安都写在脸上。
我大声说：“是的！”
那时车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电子挂钟原本轻微的响声也仿佛一下子扩大了十倍，变成影视特效声了。而姑娘们，皆垂下了头。有人还往一起凑，似乎要不由自主地站成队形。
“问你了吗？没问你就别接茬儿。”
赵子威说时也不看我——分明地，他懒得看我一眼，后来干脆转过身，背对着我和李娟了。
“姑娘们，这个厂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是咱们大家的。什么事儿咱们双方面都可以好好商量嘛，何必受坏人挑唆，非把事情往僵了搞呢？你们看这样行不？从今天起，愿意加班的可以加班。根据加班人数决定开几条流水线。加班几个钟点，加班费怎么核算，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至于流水线的挡速，是别人搞的，与我无关，恢复到起先的快慢就是了嘛。不就这么点儿事吗？有什么不可以协商的呢？现在，同意的，请坐到自己座位上去；不同意的，那就请到财务室去把工资结清，卷铺盖走人吧。”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嘴脸，却想象得出他的表情那时肯定既和气又诚恳。他的话听来有种被人挖坑算计的无辜意味。
姑娘们一个个垂头走向自己的工作位置，默默坐了下去。既没人抬头看赵子威，也没人抬头看我和李娟。
空气倒不再像凝固了，挂钟的响声却一点儿没变小。
赵子威终于又缓缓转身面向我和李娟了。
他走近我，逼视着我的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那么，得解决一下咱们之间的事儿了。方婉之，你真不识抬举啊！你要到车间来实践实践你的专业，我同意了。你要一来就当总线长，我二话不说，也同意了。你办居民证，我让人在证明信上多写好话。你上夜大，我也支持。你介绍你这个姐们儿入厂，而且要一来就当线长，我也给足你面子了。可是呢，你们用些东北农村不值钱的东西收买人心，你无事生非，你以为就凭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能把车间搞成你们说一不二的独立王国吗？我是真想往你脸上啐一口啊，但那会糟蹋了我的唾沫。我的唾沫比你的脸值钱，所以我宁可往地上啐，啊呸！呸！你们两个，立刻他妈的给我滚！……”
我又顿时血脉贲张。
我说：“赵子威，你是个混蛋！”
我的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他一记耳光。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敢动手打我，捂着脸，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头脑里一片空白，又觉得空气凝固了，似乎连时间也定格了。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扇你呀？你自找的，是你先骂我的，你去市工会告我啊！我找律师陪你……”
啪！一记更清脆的扇耳光的声响。
我一睁开眼睛，见赵子威也用一只手捂着半边脸了。
他指着李娟命令跟他来到车间的男人：“揍她！替我揍她！一切后果我负……”
那男人就捋胳膊挽袖子。
而李娟早已两步跃到流水线那儿，左手抓起一瓶酒，右手也抓起一瓶酒，啪啪两下，都磕碎了……
两个男人目瞪口呆。
李娟退回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碎酒瓶，凛然地说：“咱俩是合理自卫，他俩敢欺负女性，咱俩就往他俩脸上戳，让他俩永远记住男人欺负女人的教训！……”
她用手中的碎酒瓶直指挽起了袖子露出胳膊的男人，同时将另一只手的手指逐一放入口中，吮着指上的酒液。
我便也将手中的碎酒瓶指向赵子威，像他刚才逼近我一样，一步步逼近他，逼得他步步倒退，一个劲儿地说：“别乱来别乱来。”在他背后，姑娘们全都抬起头了，有的吃惊，有的木然。
而李娟指着对方的碎酒瓶却在对方脸面前画圈，另一只手举过头顶，二指并拢成剑指状，一副女侠的姿势。
“你往哪儿去呀？不要工资了？不要东西了？”
我都气糊涂了，径直往厂外便走，李娟在后面喊我。
我说：“那半个月的工资算了吧。”
李娟说：“什么话！”
我说：“要是财会不给呢？”
李娟说：“敢！”
我说：“不给也不是没理由，咱们砸碎了两瓶酒。”
李娟说：“那也是姓赵的逼的，哎别扔，继续拿着！”
于是我俩继续握着半截酒瓶子去往财务室。
财务室的姑娘向我俩跷了一下大拇指，一句话也没问，一句话也没说，快速地就为我俩结清了账。
我俩接着去宿舍，脱工作服，换自己的衣服。
我说：“但愿财会室那姑娘别因为咱俩的事儿挨训。”
李娟说：“放心，姓赵的肯定派人通知她了。别把工作服那么一扔，叠整齐了。”
我说：“有必要吗？”
她说：“太有了，得给姑娘们做个榜样。”
“咱俩都那样了，还谈什么榜样啊？”
“那样也是榜样！起码向姑娘们证明了，不要被姓赵的这种人骑在脖子上拉屎！哎，你可不知道，那酒味道好极了。”
她的话把我逗乐了。
我离开宿舍前，顺手拿起粉笔，往用来写通知的小黑板上写了两行字：“再受欺压时，去找市工会！——方婉之”。
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武松。
李娟看着说：“嘱咐得对，这样你的榜样就做到位了！”
那日晚上，李娟又请我吃面。我们姐俩各喝了两罐啤酒，都喝高了。回到旅馆，没再聊什么，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李娟推醒的。
她慌里慌张地说：“快起来，可不得了，咱俩一块儿迟到像什么话！”
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看着小窗愣了一会儿，又躺下了。
“哎你怎么又躺下了呢？别忘了你可是总长！再不起来我先走了啊！”
李娟开始坐在床边换鞋。
我说：“你也别忘了昨天的事儿。”
她愣了愣，脱掉鞋也躺下了，半天才说：“那么，咱俩失业了呗。”
“十一”前确实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想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十一”假期一过，开店铺的外地人十之八九已经在安排年前返乡的事了。
我和李娟有时一块儿、有时分头去找工作，次次失望而归。我倒不觉得太沮丧，因为我有另一项生活内容，那就是争取顺利拿到夜大文凭，暂时找不到工作就一门心思用功学习。名下有存款，有股票，不至于认为自己是个朝不保夕的人。而李娟不同，她名下的生活保障金无非就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两万元钱——而那两万元钱并不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必须每月按时给周连长的老父母寄一笔钱，以保障两位老人和孙子的生活不为“钱”字犯难。“必须”是李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在我看来接近是一种自我强迫，并且是我不能完全理解的。
找工作不顺，娟有时难免会愁容满面，甚至表现为心里的恓惶。虽然她尽量在我面前不那样，但一个因终日无所事事而六神无主的人是没法成功地掩饰没着没落的状态的。我看在眼里，同样没法不因而着急上火。对于我俩，那个“家”固然已不算小，但若同时待在家里，一个埋头学习形同哑人，另一个寂寞难耐总想说话却又明知一说话就是干扰，那个空间就委实显得小了。她一会儿躺下，呆望屋顶出神；一会儿坐起，看着我欲言又止，还不能出入的次数太多——换位思考一下，她那种感觉是多么地难熬。何况她与我相反，是喜动不喜静的人。她每找借口出去，一出去就很久才归。我明白，那纯粹是为了还我一段有利于学习的时光。虽然那个房间是我俩共同的“家”，但她似乎又将我俩作了区别，仿佛我是“二房东”，而她是沾我光的“白住客”。
夜里，我常听到她辗转反侧，伴随着轻微的唉声叹气。
我心因之愀然。
一夜，她又那样时，我忍不住开了灯，索性坐起来说：“娟，既然睡不着，聊聊好不？”
她望着屋顶说：“好。”
我说：“你究竟怎么安排的？”
她说：“我还能怎么安排呢？你什么意思啊？”
“你年前回不回家了？”
“我不是才回深圳一个多月吗？年前再回家，挣点儿钱还不都折腾在路上了？”
“那就是不打算回去了？”
“已经决定不回去了。你呢？”
“我也不回去。”
“那最好。因为你写信告诉我，你要在深圳过春节，那时深圳像空城了，我怕你孤单，所以才回来找你。我家那边该了未了的事儿还不少呢，不是为了能陪你过今年的春节我不会八月份了还千里迢迢地回到深圳，你可别变卦，反而把我孤单单地撇在深圳。”
“我发誓，绝不变卦，我希望能和你一块儿在深圳过春节。”
“一言为定。”
“再问你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你如果不愿回答，就当我没问，别生气就行。”
“绝不生气。”
“周连长的牺牲，是很英勇的牺牲，难道部队没有抚恤金？”
“有。对于农村人家，算是不少的钱。”
“那你还非得每月给他老父母寄？”
“他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家都在农村，生活都不怎么样。他爷爷奶奶也还活着，与他小叔生活在一起。他是他家唯一有出息的一个，那笔钱一分，到他老父母名下没多少了……”
“岂有此理！”
我趿上拖鞋下了床，坐到了李娟床边，连珠炮似的问：“他哥凭什么分？他两个弟弟凭什么分？他小叔家又凭什么分？凭、什、么？！难道他牺牲了，他的抚恤金不该首先用来保障他老父母和儿子的生活吗？！……”
我的话具有质问的意味，如同李娟就是那个擅自将周连长的抚恤金给分了的人。
她的目光终于望着我了，嘴角微微一动，呈现一丝包容又无奈的笑。
“婉之，你那么问，是根据你认为的理。可民间有民间的理，你认为的理与民间的理往往不是一种理。为了周连长的好口碑在他死后不受影响，首先不是得使他的兄弟和小叔四家人挑不出不是来吗？那就得一概的一碗水端平啊！……”
我张张嘴，没说出话来。
此前我一向认为，人间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另一种说法，从没想到居然还会从人间再划分出什么民间来，而且民间另有一套“理”。
用现在的说法是——我长知识了！
“好妹妹，我的事，我自己能担得起来。去睡吧，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了。”
她轻轻推我。
我既无话可说，只有默默退回到我的床上，将灯关了。
我躺下后，李娟告诉我——周连长生前享受了一次假期，他俩在农村度过了一段经常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有时周连长住在她家，有时她住在周连长家。周连长的儿子跟她很亲，她也见过了周连长的哥哥和两个弟弟以及小叔、爷爷奶奶，他们对她都挺认可。周连长见她家的房子比自己家的房子更破旧，出了大部分钱资助她家将新房子盖起来了。这件事她起初是坚决反对的，可周连长说：“你父母就要成为我的岳父母了，使他们早日住上新房子是我的心愿嘛。”
“婉之，在他之前我没爱过别人，他爱我也爱得像宝贝。没做成他的妻子，是我李娟今生今世的遗憾。可既然没做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家盖房子，用你刚才的话说，凭什么白用人家烈士生前的十几万元，而且人家穷亲戚不少，还撇下一个儿子。我明白你刚才为啥那么问，明白你是为我好。但我也不是偏要难为自己，我不为周连长承担一份身后的责任，我的心它就……我也做不到心安理得呀。我不是拿自己没办法嘛……”
李娟的话说得那么平静。尽管她是小声说的，但在夜深人静时分，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并且，我觉得她的声音格外好听，像广播剧中的人物的声音，有种艺术化了的意味儿。我以前从没有过那么一种感觉。
我心愀然却又静谧，为她感到的纠结荡然无存了。
我想问她是不是按照民间的“理”那么做的，却没真问。
我侧身看她，一束月光照她的脸。那时我才相信，泪在月光下的确是亮的。
那夜我多梦迭现。先梦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他们都严肃地批评我不该一再地行为逾矩。
“校长妈妈”说：“你参与讨要奖金时，已经做得过分了，为什么又在厂里做过分之事？”
“市长爸爸”说：“过分之事万不可一而再。有了再，必有三；有了三，必有四；有了四，必有五……”
他的话越说越快，逐渐快得像念经，一直“有了……必有”地重复，听得我头疼起来，最后疼得抱着头满地打滚。
我滚着滚着，变成了孙悟空。看养父时，他变成了唐僧，盘腿闭目在念紧箍咒。我凌空跃起，从耳中掏出金箍棒便欲劈头一棒打将下去。养父忽然开目，眼射炽光，喝道：“方婉之，你怎么敢？”炽光将我击下尘埃。我听到一阵哈哈大笑，养父变成了大姐夫，像牛魔王。他身边是狮子大王，《西游记》中的另一妖魔，却也有几分像二姐夫。
大姐夫对二姐夫说：“不愧是咱俩的小姨子，牛、牛，实在是牛！”
二姐夫说：“细论起来，也是神仙顶人家的种嘛！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哈哈，哈哈……”
早上，李娟问我夜来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说倒也不能算噩梦，只不过太荒唐。遂将所梦讲给她听，问她自己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
她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道理你自己也明白嘛。”
我说：“我没想那些！”
她说：“你想了，别不承认。我审问审问你——你是不是因为咱俩在厂里的行为不原谅自己呀？”
我脸红了，承认有点儿，反问：“你心里没什么不好的感觉？”
她淡淡地说：“没有。”
我追问：“真的？一点儿没有？”
她说：“真的。一点没有。哎你问得二不二啊？人间也罢，民间也罢，都他妈吃软怕硬！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人都是君子的地方！咱们不那样能讨到奖金吗？讨不到还不是让些王八蛋私分了？在厂里，当时我不那样，不就眼看着你挨打了？挨打了再找地方去讲理，那不也是挨打了吗？但我也不是没脑子，你以为我真会下狠手用碎瓶子插人家？才不会！如果那样吓不住赵子威他俩，我会扔了碎瓶子拉着你就跑的……”
她说到后来笑了。
她那种灿烂的笑是我所喜欢的。
很久没见她那么笑过了。
我也笑了。
过了几天，我请她吃饭。
她说两个都没工作的人，干吗请来请去的呀，省点儿钱吧！
我坚持，说有要事相商，得找个清静地方。
她说这是怎么了？咱俩一对儿失业的打工妹，能有哪门子要事啊？九点以后，宾馆里差不多就剩咱俩了，还不够清静的吗？
我说要与她商议的事如果被老板家的任何人听到了都不好，她这才勉强同意了。
那些日子，我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夜大书。有时我说出去散散步，实际上也是骑着自行车四处为我俩找工作。虽然工作之事尚无着落，却发现一处将近七十平米的门面房要往外盘。我几经思考，决定接手。
当我俩在一家西餐厅靠窗坐下，服务员将刀叉摆上时，我情不自禁地说：“自从来到深圳，这还是第一次。”
吃顿西餐对我而言绝不算是享受。以前在玉县时，养父养母每年都会在家中宴请几次各自的老同学、老朋友，大抵是以西餐的形式，而且请的是县里或临江市的名厨。中餐往往用油量较大，那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实际上在家中宴请也是他们各自的一项工作，曰“团结”，曰“统战”。我自己上了高中，特别是上了大学以后，也常出入临江、贵阳两地的西餐厅。对于家里生活条件较好的同学，西餐吃的是不同于中餐的环境、氛围和感觉。
听了我的话，李娟撇撇嘴说：“自打出娘胎，我这是头一遭。西餐到底有什么好？中国人一辈子没吃过西餐又怎么了？”
我说：“都坐这儿了，别打击我情绪。”
当牛排上来时，我见她还真不会用刀叉。在我的示范下，她切下一块牛排放嘴里。
我问：“好吃吗？”
她说：“一般般，头一遭这么吃肉。从明天起，我要拒腐蚀，永不沾。”
我佯装气恼地问：“我怎么腐蚀你了？”
她说：“我们农民的女儿出来打工，跟你这种副市长的女儿出来打工，与钱的关系太不一样了。我还真怕受你影响，以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
我认为自从我离家出走以后，已经对打工者挣点儿钱的不容易深有体会了，但我不想跟她争。她那话说得半是玩笑不是玩笑的，不值得认真对待。
当我将我的决定讲给她听时，她那双眼睛几乎瞪成了铃铛，愣了片刻才说出一句话：“那得花好多钱！”
我说如果我把股票卖了，就足够了；说盘下一处门面比租一处门面省钱，起码省下了装修的钱，只是续交租金就可以了。那老板急着找到下家，任何别的条件都不提……
“为什么很急？”
“他说老母亲患癌症了，急着回家尽孝。”
“是饭店还是商店？”
“小饭店，效益挺好。”
“地点怎么样？”
“吃完带你去看。”
“盘下来后你怎么打算的？”
“想听听你的看法。”
“方婉之，你给我听明白了，要动用你那么大一笔钱，这事儿我李娟没看法，坚决不掺和。”
“你别把这事儿看成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咱俩的事儿！”
“你想拉我入伙？”
“你就不想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吗？”
“别拉拢我。你已经知道了，我那两万元是专用款，绝不能往你这事儿里投！”
“那……不投就不投，那也是咱俩的事！”
“那咱俩会变成什么关系？你成了老板，我成了为你打工的，好姐们儿……”
“好朋友！”
“好朋友变成了雇佣关系，往后会是种什么结果你想过吗？……”
“你别一直泼冷水行不行？那门面房举架很高，隔开一层搭个梯子，咱俩可以宽宽松松地睡在上边，每月少说能省下两千多元的房租！……”
“婉之，我再说一遍，在这个事上，你是你，我是我，我绝不掺和，我什么看法都没有！要投入那么大一笔钱的事，我绝不沾边！……”
“我也说过了，你不投就不投，我并没非逼你往里投钱！”
“投入你自己的钱我也替你害怕！钱的事儿上我可胆小，一万元是一笔大数，十万元是一笔巨款！……”
“够了！别在这种地方大声嚷嚷，丢人劲儿的！……”
那顿西餐我俩都没吃好，不欢而去。路上我前她后地走着，谁都不理谁，形同陌生人。回到旅馆，各自往床上一躺，还是都装哑巴。
过了许久，她坐到了床边，推我。
我使劲儿拨开她的手，没好气地说：“别烦我！”
我确实大为光火——我的决定，当然是为我俩考虑的。如果只为我自己，我压根不会有那种想法！商海无情，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还用得着她提醒我吗？我决定卖自己的股票为我俩投资，她怎么可以那么撇清呢？！
“我不该在西餐厅那种地方大声嚷嚷，丢你的人了，是我不对。我向你认错行了吧？我也明白你那么决定，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为我考虑的……”
“知道就好，说出来了更好。”我的气消了一半。
“但你也得站在我的角度想想，周连长对我太好，结果我觉得这辈子都还不完他那份情。如果你为我而亏了那么大一笔钱，我下辈子还啊？人有下辈子吗？……”
我猛地坐了起来，冲她嚷：“你干吗非往坏处想？！”
她退回自己的床边坐下去，板脸道：“你也别嚷嚷。你再嚷嚷我也嚷嚷，让别人都听到……”
我探身捡起只拖鞋打向她，被她接住了。
她放下拖鞋，庄重地说：“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聊斋》里的故事。说有个猎人叫田七郎，有钱人一对他好，他老娘就不安。田七郎不理解，他老娘对他说，有钱人帮人，用钱就是了；可穷人如果欠下了大恩，那就只能以命相报了。方婉之，我是我家老大，我只有一条命……”
那个《聊斋》故事我读过，她讲到一半我已经捡起了第二只拖鞋，但她最后几句话，使我没将拖鞋朝她扔过去。
我丢掉拖鞋又躺下了。
“告诉我那门面在什么地方，我去考察考察。我不去亲眼看看，怎么谈我的意见？”
她的话使我暗自承认，她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一点儿也不生她的气了。
然而我伤心极了。
那日我忽然明白——不论我俩多么姐们儿，却一直是两个各有理性的姑娘。我的“理”是“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灌输给我的，是“庙堂之理”；她的“理”是“民间正道”传播给她的，是“丛林之理”。我俩像虔诚的信徒，对各自的“理”都愿墨守成规——即使对于友谊，珍惜的方式也是那么地不同，这使我俩虽已肝胆相照，虽能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志同道合”。
可是我已交定了她这个朋友。
我已不能习惯没有她这个朋友的人生了。
田七郎的故事由她口中对我讲出，又一次深深地伤到了我。
我告诉她地址，躺着将自行车钥匙抛给了她。
听到关门声后，我流泪了。
“那事儿干得过。”这是她“考察”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但是咱们不能接着开饭店。”这是她说的第二句话。
对这事，我的决心已动摇了。
我冷漠地问：“为什么？”
她又在床上盘腿大坐，开坛布道似的侃侃而谈：“还用问啊？我看你白学企业管理了。第一，人家开饭店，是全家齐上阵，老板本人就是有级有证的厨师。咱们要接着开饭店，聘一位够水平的厨师就得多少钱？人家是妻弟负责每天采购，有私家车。人家是老婆管账，守柜台，负责上酒水，女儿和侄女当服务员，那省了多少雇工费？如果按你说的，当空隔上，咱俩睡在上边，卫生检查部门能同意吗？想法倒是不错，可有吊铺上睡人、下边做饭炒菜摆餐桌的吗？……”
她仿佛在对我展开大批判，这反而使我的想法又抬头了。
我大声反驳：“我有过帮厨经验，而且做得不比你差！”
她压低声音说：“小声点儿，你急头白脸的干什么？帮厨和厨师是一个概念吗？做大锅饭菜和开饭店整天做小炒是一回事吗？指出你思路不对，你为什么不耐心听？”
我终于冷静了，坐在床边瞪着她说：“如果我亏了，那我认了，与你何干？”
她想坐我旁边。
我说：“别靠近我，咱俩划分地盘好了！从现在起，你那边，我这边！”
我在两张床之间做了一次劈开的手势。
她愣了愣，遵守地退后一步，也坐在自己床边，也瞪着我，以大人数落一个任性孩子的口吻说：“嘿，还跟我玩儿起了楚河汉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得把我要说的话说完。”
她说那处门面适合开超市——说她对周边的两个新小区进行了询问，入住率已经达到七成以上了，可那条街上饭店多，却没有一处小超市。开超市的好处是绝无任何污染之说，因而也就避免了被卫生部门查罚的问题。隔出二层吊铺在上边睡人也不影响营业环境，而且平时就她自己看店都行，省了大笔雇人费用。她认为如果开超市，效益会不错……
我怼她：“我的事不必你掺和！”
她说：“我如果也投入一万元，那不就是咱俩的事儿了？我既是小股东也是给你打工的。你给我开的工资，不低于在包装厂当线长就行……”
“李娟我对你哪点儿不好了？我怎么才能使你相信我是你朋友？你为什么一再用话伤我？！……”
我又提高了声音。
她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方面做得不好。你方婉之当然是我李娟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深圳唯一的朋友。如果谁敢当我面欺负你，我肯定与他拼命……”
“那你讲田七郎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我虽然相信她的话，却还是由于委屈而流泪了。
“田七郎的故事怎么就伤着你了？我刚才的话又怎么伤着你了？哪点儿不对了？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古往今来的理。因为有言在先，亲兄弟反而做不成了？没听说过！只听说过没把利益关系搞明确亲兄弟反目成仇的事儿！哎我可不习惯与你隔着楚河汉界说话啊，我要到你那边去了，允许不？……”
她站了起来。
我说：“我得鼓掌欢迎吗？”
于是她走过来坐到我旁边。
我说：“总用些不咸不淡的话伤朋友的心，那算哪门子朋友？”
她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还不清楚吗？咱俩根本就不该成为朋友，你就一次没想过这一点？你什么人？市长的女儿！你怎么长大的？你不承认你是罩着光环长大的？可我从小是在穷人堆里长大的！穷人堆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勾心斗角、阴阳两面的事，我早就见惯不怪了。我离开老家第一次往深圳来时才去到过我们那个小县城！你就是把钱全亏光了，你那位市长爸爸可能也就这么说一句——就当交学费了。你如果感到身心疲惫了，可以回到玉县你校长妈妈的祖宅去休养休养，我想那差不多是林黛玉住的那么一种享清福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住到临江市分给你市长爸爸的楼房里，估计少说也得一百五六十平米。可我李娟的打工人生如果悲惨了，身无分文了，我往哪退？我回到家里了，只要半年不外出打工，我家日子怎么过？你想做的事，我不配合我够姐们儿那点儿意思吗？可如果亏了，即使只亏了一万，那对于我也是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为自己也得想得比你多些，我得为咱俩担起不亏的责任。与你方婉之成了朋友，我压力大了去了，做你的朋友我容易吗？你还动不动犯小心眼儿，嫌我这句话那句话伤着了你……”
我静静地听她向我大吐做我朋友的“苦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方婉之一心一意成为别人的朋友，对于别人竟是一种“负担”。听明白了这一点，我又一点儿脾气没有了，只有自责。
但我嘴上却还争理地说：“反正你伤着了我是事实，你不哄好我那我就不再理你了。”
我听到她扑哧笑了：“行，哄哄你。已经是朋友了，不让着你怎么办？谁叫我比你大半岁多呢！好了，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对得了吧？”
她一边说一边搂住了我。
当她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时，我才知道她不仅笑了，还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