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正文 第九章
第二天我到医院后，护士交给我一封信，是那女人一早送去的。她在信中说，她从网上查过了，证明我没骗她。她向我道歉，并承认我的护理工作做很挺好，承认以往的不愉快错都在她，希望我继续护理她老父亲，千万别一走了之……
“不过就是些话语上的无礼，气人是气人，但你是护校毕业的，应该明白这种人这种事在医院是常见的。她都书面认错了，这种态度是诚恳的，你就原谅她吧。”
我认识的那名护士这么劝我。
一位副院长也出现了。他说他也从网上查了玉县护校。说如果我考虑做一名正式的护士的话，他愿意向院方推荐我。
我不是那种任性的、得理不让人的姑娘。
我又留下了。
那老人也向我认了错。
他说：“她是我女儿，你是她出钱雇来照顾我的，你就是再有理，她就是再不对，我不是也得向着她吗？我不向着她，反而向着你，那我成了什么父亲呢？那不成了胳膊肘朝外了吗？所以呢姑娘，求你多担待些哈，以后我当着她面表扬你几句就是了嘛……”
我觉得一位老人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该也算是认错了吧。
我笑笑，只说了两个字：“谢了。”
我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顾他。
当天下班走到外边，细雨复至。我正犯愁没带伞，有人从街对面撑着伞向我跑来。当对方将伞高举到我头顶，我才看出是姚芸。
她说她估计我没带伞，所以来接我一下。
马路对面还有个撑伞者，分明是个男人。
她说那男人是她的一位朋友，为了我俩的安全送送我俩。
她和她朋友的好意使我内心一阵温暖。
那天她穿的是女式短裤，长袖的夹克上衣，下襟可以腰间打结的那种款式。没化妆，头上扎了方绸帕子。我闻到了微微的酒气，不知他俩在哪里喝过酒了。
她朋友一直将我俩送到旅馆门口，一路都没说话。我和姚芸说了几句话，无非是她说自己打算怎么过春节，问我打算怎么过春节。我说还没想好，她说希望与我一块儿各处玩玩，我很愿意。
旅馆关门了。十点半以后，老板会从里边将门锁上。我有钥匙。老板知道我十二点以后才下班，信任地给了我一把钥匙。那对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门声敲醒一次。
我打开门后，姚芸也将她朋友拽进了门，这使我完全没想到。她在门外就将鞋脱了，拎在手里。那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使我看着发愣。姚芸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悄悄说了句“晚安”，一手拎着高跟鞋，一手拉着她朋友的手，潜行者似的转眼进了她的房间。
一切发生得极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
当我也进了自己的房间，抱起“小朋友”坐在床边时，不禁想——姚芸如果不去找我，她是没法儿将她那位男朋友顺利地带入旅馆的。而且，她那双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了我从小窗口看到的那双红色高跟鞋。我不能由此推断当时窗外的女子必定是她，而那穿平底皮鞋的男子必定是她带回旅馆的男朋友。
却不知为什么，我竟但愿那日躺在床上看到的一对男女正是她和她那位沉默寡言的男朋友。
对于她和她的男友带伞接我，与我一块儿回到旅馆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友善还是利用，我也没法儿下一个结论。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现。即使真的是对我的利用，我也一点儿都不生气。相反，还觉得她对我的利用很孩子气，因而也使我领略了她的可爱。
我可以断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绝对没我这么幸运，绝对没人也给她留下了十二三万元钱。
我这么想时，自我感觉也有几分优越起来。
我又认为，像她那样一个父女二人双双下岗的东北大姑娘，在深圳这么老远的地方，在注定和我一样挣钱不容易的情况下，是绝对应该有一个男人爱护她的。是不是男友都没什么，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我这儿也不成什么问题。
我那份小小的优越感使我陷入了自我想象——我竟陶醉地想象自己是天使，有义务带给她一份儿快活，即使是片刻的形同雨露的快活，只要有助于她抵御厄境之击打，似乎也是符合上帝之谕的。
而我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宗教信仰。
我很奇怪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也似乎分享着我所带给她的快活——难道不是吗？如果我没有一把钥匙，那么在后半夜，她休想将一个非是住客的男子带入进来。为了能不断带给她那份快乐，我愿以我手中的钥匙继续为她服务。
第二天我仍起得较晚。
也许她已经熟悉了我的脚步声吧，当我洗漱完了回房间时，她房间的门恰在我经过时敞开。
她站在门内说：“想跟你聊会儿。”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好啊。”
她问：“到你那儿还是在我这儿？”
我说：“我那儿有猫，如果你不讨厌猫……”
我下一句想说：“那我欢迎你到我房间。”不待我的话说完，她立刻说：“我喜欢猫，我家也养猫。”
我就只能说：“那你过来吧。”
我前脚进了房间，她后脚也进来了，没关她那房间的门，手里拎着塑料袋。
我问：“你就那么敞着门？”
她说：“就住咱俩了，没谁可防的，出出烟味儿。”
我又问：“你吸烟？”
她说：“偶尔也吸，太想家的时候。”她将塑料袋放桌上，“油条豆浆，也不知你爱不爱吃！替你捎回来的，趁热吃吧。”
我说：“谢了，爱吃，那我先吃了啊。”
我饿了，坐在椅子上吃起来。
“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动往她跟前凑。她在床边款款坐下，抱“小朋友”放在膝上，一边抚摸一边说，她从小爱猫，至今家里仍养着一只老猫，都养了快十年了，得了糖尿病，失明了。说自己有时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猫，想多挣一份儿钱，为老猫治好病。说宠物医院告诉它，治好那老猫的病起码要准备一万元钱。
她对猫的那份责任令我大受感动。
“你哪里人？”
“贵州。”
“都说贵州是个穷省。”
“农村是那样。”
“可你不像农家女儿。”
“我幸运，家在县城。”
她朝我床头的几本书瞟了一眼，又问：“你喜欢看书？”
我说：“都是小说，从小养成了看闲书的毛病，改不掉了。”
“琼瑶的？”
“不是，外国的。”
“你爸妈是知识分子吧？”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问，略一犹豫，顺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学老师。”
“那么，你是大学生？”
“对。”
我只有继续说谎。
离家出走后，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谎了，包括对李娟和倩倩，并且渐渐没了羞耻感。我避讳“家庭”话题，这一话题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说谎。我对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说出我的身世是另一回事。我将两件事分得很清。虽然我不认为我的身世是我的耻辱，但那是我的伤口啊！
“你为什么也来到深圳，成了……”
“打工妹？”
“你不介意我想那么问吧？”
“不。我到深圳是因为……我想开拓一下视野，见证一座崭新的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我言不由衷，却说得像真事似的。
“真羡慕你啊，我要也是一个活得像你这么潇洒的人多好。可我到深圳来就是为了能多挣点儿钱，人比人，气死人啊！”
她的语气里有几分忧伤了。
我心里也有几分忧伤了。我多希望我的父母真的都是玉县的中学老师，不是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啊。但命已如此，希望成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像她一样，也是受一个“钱”字的吸引啊。如果我不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有何面目继续花我养父的钱呢？
我落入了自编的谎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着，问答断断续续。我觉得不知说什么好时，就只管吃着喝着，装出以吃为主，兼顾不及的样子。
待我吃光喝尽，“小朋友”已在她膝上睡了。
“他是我师兄……”
姚芸忽然话题一转，使我更加无言以对。
我只有亲善地笑笑，仿佛她不说我也知道。实际上我对于他与她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进言之，除了是自己的亲人，我对任何他者的男女关系都无兴趣。唉，亲人，与我相比，她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可我的家又在哪儿呢？与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市长爸爸”和神仙顶那些虽然与我有着血缘关系却完全陌生的男女，从严格意义上讲算是我的亲人吗？
这一点对于我已经是斯芬克斯之问了。我多少次想给出一种答案，却又多少次被自问难住。
那一时刻，我竟对她心生出羡慕来，像因为自己有存折而心理上比她优越那么自然而然。
“我爷爷是厂里的老劳模，钳工王。我师傅是我爷爷的徒弟，与我爸是师兄弟。我和他，我俩都是我师傅的爱徒。他是七代徒，我是十代徒，明白？”
姚芸娓娓道来。显然，此时的她诉说愿望很强烈。
我点点头，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尽量表现得像一名使她觉得理想的倾听者。
她说她师兄已经钳工四级了，下岗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她才钳工二级，技术水平也不错，如果没下岗，两年后该是三级了，也有资格带徒弟了……
“车钳洗刨，虽然车字打头，但实际上钳工最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钳工必须同时也是技术过硬的车工，对洗床和刨床上的活儿，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对钳工的技术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级标准更严。相对的，工资也高些……”
我从没到过工厂，对她讲的事一无所知。我渐渐产生了倾听的兴趣，觉得比男女关系值得一听，长知识了。
“可是谁又想得到呢？国门一开放，方知咱们中国工业已落后了几十年，先进国家早就实现流水线了，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结果厂子黄了，卖了，我俩都下岗了。现而今，哪儿哪儿都没有我们的用武之地了。我没想到他也来深圳，我俩是不久前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他为了多挣点儿，一直在工地干力气活儿。为了再多挣点儿，春节决定不回去了，找了份儿临时的保安工作。节前节后这两个月里，保安给开双份工资。等工地上又开始忙了，保安的工资降了，他还是要回工地去当力工的……”
她落泪了。
尽管她只是在说她的师兄，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在说她自己了。春节前没回老家的外地人，十之八九是为了多挣点儿，再多挣点儿。
我是一个例外。
我是因为不知该回哪儿去才留在深圳的。神仙顶是被鞭子抽着我都不肯再去的地方，而且那里哪有我的什么家？养父春节期间不在我们玉县那个家，所以我也不愿独守空宅，睹物思人。在贵州某山村，有养父的老父母和老哥、老姐等一大堆亲人，估计日子过得绝不比神仙顶的人们强多少——然而每年春节他必定回去省亲一次。他与他们的关系很亲，在他那儿亲情和乡情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这一点与我截然相反——神仙顶对我如同梦魇。
我起身离开了椅子也坐到了床边，一手搂住姚芸的腰，一手握住她的一只手，将头靠在她肩上。
我对她羡慕我的话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那么表示我的安慰，同时也对我自己予以安慰。肢体语言某时具有那种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效果不是话语所能传达的。
我想她领会到了我的真心实意。
她的泪滴在我手上。
我正想对她讲，我的那把钥匙也等于在她手上，她却先开口了。
她说：“我师兄有家。”
她的话使我的话被双唇囚住了，像刚从洞中探出头的小兔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又缩回洞中去了。
我就那么和她亲密地坐在一起，动弹不得了。
她又说：“我也有家。”
我觉得我仿佛被电子冷瞬间冻住了。
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师兄的妻子也下岗了，一时想不开就跳楼，人虽没死，但腿残了。他将妻子送回农村的娘家，由岳父母照顾；将一儿一女托付给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丈夫曾是厂办主任，科级干部。他们夫妻关系一向不怎么好，与一名女钳工结为夫妻不是她丈夫的初心，所以他们迟迟没要孩子。可她丈夫怎么也没料到，在参与决定了许多人的下岗命运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命运，还背了一身骂名，有些人甚至还扬言要与他“同归于尽”，他有一阵子吓得整日不敢出门。厂办主任那角色，以前迎来送往，陪酒简直成了能力表现的一方面，他把胃喝伤了。下岗后，更是借酒浇愁浇怨，根本放不下科级干部那点儿架子，哪里肯主动“自谋”生路呢？总而言之，她丈夫已经彻底变成了个酒鬼……
“可话又说回来，他那号人，一无技术，二无力气，在本省本市想找到活干难上加难。到南方来打工吧，他又怕受气，没勇气。我到深圳，既是生活所迫，也是为了躲他，眼不见心不烦……我和我师兄……我心理上、身体上都有那方面的需要，他也是……我们……我们本来都不是那方面随随便便的人……”
她抽出了手，捂面而泣。
我仍“冻住”着，然而心没被“冻住”，像鲁迅散文所写的那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正因为心并没被“冻住”，关于钥匙原本想对她说的话，我决定不说了——一方面，我同情她；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我已经记不清将她送出房间的细节了，只记住了自己最后说的一句话：“还想聊，就过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跨过马路在一家早点铺吃了点儿东西后，也为她捎回了一份早点。
她没再到我的房间来聊过。
后来有一天，她又出现在医院门外，身边站着她师兄，侧着脸成心不看我。
我也又一次将他俩带入了旅馆。
有没有做人原则固然重要，但是在我这儿，酌情放宽一下原则也很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变得不那么严了。
春节前几天，我护理的老人出院了，我闲下来了。
在洗脸池那儿，姚芸对我说，春节期间希望和我结伴在深圳周边玩玩。
我愉快地答应了。
三十儿晚上，旅馆里突然闯进来几名公安人员，实行“扫黄”大排查。他们直接敲开姚芸房间的门，请她跟他们“走一趟”。
我站在自己门外目睹了那一幕。
姚芸很镇定，也不分辩，平静地说：“我得跟她说几句话。”
公安们都看着我。
我忍不住说：“她有这种权利。”
于是姚芸进了我的房间。
我问公安：“我可以关一下门吗？”
对方示意我可以之后，我将门关上了。
姚芸看着我问：“我能信赖你吗？”
我说：“能。”
她说：“抱抱我。”
我抱住了她。
她耳语：“我枕套里有五千元现金，还有写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带着钱走，那样钱会被没收的。你能替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寄走吗？”
我又说：“能。”
她回她的房间收拾东西时，老板站在门外催她先把账结清。
她突然烦了，大声嚷了一句：“等会儿行吗？！”
我对老板说：“我替她结。”
她一手拖着拉杆箱，一手抱着枕头走出房间时，我上前一步抢先说：“枕头给我吧！”
她笑了，若无其事地说：“正是要给你。”
我抱着她的枕头，默默跟到旅馆外，看着她上了警车。
她在警车上说：“我不会再回这里了。我房间剩下的东西，你用得着的都归你，用不着的由老板任意处理。”
她房间没剩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只拿走了一个小圆镜和几个衣架。小圆镜下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时间和地点，是她为我俩拟定的出行计划。
我将那页纸也折起来揣入兜里。
我替她结账时，老板说：“她的事可别影响你住这儿的心情。虽然我们和她是东北老乡，从道理上讲应该互相关照，但理是那么个理，如果我们不检举，这小旅馆是要被摘牌的，那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老板娘从旁插言道：“再说她也从没对我们表示过点儿意思，也不知是缺心眼儿还是咋的，行行都得讲规则嘛！”
她男人吼她：“瞎咧咧啥呢，一边凉快去！”
我一句话没说。又如“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我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间的无奈，那日我再次领教了它的虚伪和险恶。自从老板夫妇双方的老人和儿女也来到深圳以后，姚芸请他们全家吃了好几顿饭啊！怎么能说“没表示过”呢？他们也常请姚芸共餐，彼此相处得“乡情融融”啊！估计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口口声声亲切地叫她“大妹子”的老乡出卖了她。
从三十儿晚上起，有二十几个房间的旅馆就剩我一名住客了。旅馆原本是有小餐厅的，住客多时，那也是一项经营收入。厨师和服务员都回原籍探家后，餐厅就关了。好在马路对面有几家小饭店，我的吃饭问题仍能解决。
老板对我说：“现在住这儿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对面的饭店也不开门了，你一个姑娘家到处找吃饭的地方那多难为你？莫如在我们家入伙吧，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你是长住客人，春节这几天对你免费。你呢，不挑剔就行。”
他的表现很诚恳。
我说春节这几天我要四处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么地方吃呢，婉谢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但不愿吃他家的饭也是隐性原因。
他家四个大人包饺子时，我出去买了些方便面、面包、熟食、牛奶、饮料和水果。
我拎着两袋食品回来时，小餐厅里热闹了。老板一家已吃上了年夜饭，电视的声音开得挺大。
老板娘请我一块儿吃年夜饭。
我说我不饿，也困了，想早点儿睡。
关上门，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几块饼干，到水池那儿洗洗漱漱之后就躺在床上了。实际上那时也不早了，快十点了，春晚都开始很久了。
从小餐厅那儿传过来谁和谁说的相声，听不清，一阵阵的笑声却听得很清——老板全家的和电视中的。我将餐巾纸弄湿，严严实实地堵上了耳朵。想看书，却又看不进去。
“小朋友”卧在我身边，不一会儿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为有它的陪伴，我并没觉得太孤独，也不觉得没吃饺子、不看春晚多么地委屈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选择，人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
不知不觉我睡着了。
我被鞭炮声震醒过一次——老板家也在旅馆门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镜的小横窗外，不时出现一道道橘色的“火线”，那是礼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礼花在夜空绽放的绚丽，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着。
我一下子坐起来，定睛细看，并没有。
我闭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缓缓躺倒，一翻身，抱着姚芸的枕头渐渐又睡着了。
二○○三年的初一，深圳的邮局多数营业。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将姚芸的五千元钱寄了。姚芸曾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车。租自行车时，一位大叔问我拿的是暂住证还是居民证。
我说是暂住证。
他说那得同时交二百元押金；而有居民证的话，只交五十元租金，将居民证押那儿就行。
幸亏我带的钱多，否则就白去了。
我说我从没听说过外地人有居民证的事，问他怎么可以获得。
他说：“姑娘，深圳现在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摆着正朝大城市发展嘛，不实行居民证制度那还行？不过呢，得通过考试，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过去了。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纪轻轻的，要是有心成为深圳人，努力考考吧。我如果年轻，肯定也想考考。听大叔的，我保证你成了深圳人绝不会后悔的。”
多谢那位大叔，他的话对我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仅仅以打工妹的心理来感受深圳，开始以究竟要不要成为深圳人的眼光来看深圳了。
那时我从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听到的话多半是停产、停工、倒闭、下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是四处在投产、开工、新行业兴起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从关里到关外，从城区到郊区，建设中的楼架目不暇接。虽是春节期间，几处工地仍有工人在劳动。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观望到的所谓郊区，过不了多久也会变为新的城区……
一座发展势头生气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觉得它像英俊少年，将来成为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无可争议。我心为之所动，我意为之倾倒。
起初我还按照姚芸留下的路线图骑，后来就随心所欲，四处兜兜转转了。
初三下午我还自行车时，送给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矿泉水。
他讶然：“姑娘，你这是干什么？我并没为你做什么事嘛，让我多不好意思收哇！”
我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你是我的大贵人！”
我说完，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高兴地跑了……
春节一过，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气旺盛起来。我所住的小旅馆也很快住满人了，而且涨价了。这也意味着，全深圳的住宿费都提高了。
李娟说她就要回深圳了。
我问老板如果我按原价将预定期延长到年底行不？
我学会了砍价儿。
我已经明白，砍价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须具备。
老板说继续长住当然欢迎，但按原价绝对不行，那他亏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馆的承租收入生活啊！
他的话使我陷入难堪之境。
见我不说话，他又说：“这样吧，我每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从六月份开始续租，七个月我少收你三百五十元，你觉得咋样？”
在当年，对于打工妹而言，三百五十元也是不少钱。可平均一算，只不过每月少收了五十元。
有时候，砍价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游戏——小百姓之间的斤斤计较最是如此。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别让利给我了，按现价就行。”
“方姑娘，还是你体恤我们，那你安心长住就是，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我补充道：“下次可不许再涨价了。”
他说：“一言为定。”
住的人多了，小餐厅又营业了。我很少在那儿吃饭。住客男多女少；三十五岁以上的多，三十五岁以下的少。全是农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饭时会使小餐厅像开会前的乡场，吵吵嚷嚷，各地乡音混杂。那样一些三五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联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联想。并且，他们都不注意吃相。我虽然习惯了许多现象，却仍不习惯与吃相极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进餐。
洗漱也成了问题，往往是水龙头一直开着，而急于洗漱的人排起了队。等水池那儿安静了，地上已是一片水迹，到处牙膏沫子，狼藉不堪。
我对老板提过意见，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为。
老板苦笑道：“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的公共洗漱空间太小嘛！人家不嫌咱这儿条件差，图便宜住下来了，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哪儿还有底气管呢？”
我于是也体会到了他作为承包人的不容易。
他反过来给我提了个建议——每日在马路对面吃过早饭晚饭后，走十几分钟路，就到了一个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三十元。
每天去洗一次，一个月就多了九百元的支出呀！
我可不敢那么贵族。
我干脆每天五点起一次，从从容容地洗漱完毕后再重新躺下，补两个多小时的觉，七点多钟再起来。
《深圳特区报》上登了则消息——又一轮“新居民考试”即将开始，不过与那位大叔说的不一样，而是要求先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或大中型民企中层管理岗位后，再实行一次统一“居民素质”考试。通过后不论有没有深圳住房，一律发放居民证。
为了取得深圳居民证，我在三个单位经历了三次面试。最后一个单位是包装厂，属于中型民企。老板姓赵，叫赵子威，中等身材，圆头圆脑，略胖微肥，西装革履。
他已经有了一名随行秘书，算“大秘”，专职陪他出席各类社交场合；还要招一个文字秘书，算“二秘”。
他亲自面试我——横架一条腿，脚尖不停地晃动，开口就问：“喜欢看书吗？”
我说：“喜欢。”
面试就这么开始了。
“喜欢看哪类书？”
“古今中外，都有喜欢看的。”
我有些奇怪，他对我的面试为什么从书开始？因为我看出他自己并非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面相上多少会有点儿书卷气的，他脸上丝毫没有。
他略微一愣，又问：“看过《三国》吗？”
我随口就答：“当然。”
其实我没看过。
我认为全中国没有几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喜欢看《三国》的；如果有，那她的心理和性格一定特别古怪。
我担心他接着问我看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他如果那么问，我就没法自圆其说了。任何版本的《三国志》我都没见过，《三国演义》我只不过强耐着性子看了几集电视剧。
他却这么问了一句：“真的？”
我没正面回答，从第一章第一回的题目开始背起，一直滚瓜烂熟地背到第十一回。
“行了，别背了。”
他横担着的脚着地了。
我问：“要不要我讲每回的故事梗概？”
我又看出，他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是从电视剧里了解了一些《三国》的内容而已。
他说：“免了。你有一吋照没有？彩色的。”
我明白我被录用了，暗舒一口气，摇头。
“去照。三天后带照片来办工作证。”
他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说完一起身就往外走。
我坐着没动，叫住他，平静地问：“不谈工资了？”他也平静地说：“先一千五吧，三个月试用期后看你表现再定，也许我还觉得你不称职呢，好好表现吧。”
一千五也就比我当帮厨时每月多三百元。多三百元也是多啊！多点儿我就知足。何况我得尽快将工作定下来，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以后，每当想起那次面试，总会觉得很可笑——我在临江一中读高中时，老师曾要求我们通读“四大名著”。学习压力那么大，谁有时间通读啊。再说“四大名著”虽是名著，却并非是人人喜欢读的小说。聪明的同学就想出了一种应付老师的办法——背每一回的标题；顾名思义，记住了标题，也就差不多了解了基本内容。我在“贵师”的时候，有的学兄学姐考研往往也用此法备考——一部作品，背作者姓名、籍贯、生卒年份，甚至背初版是哪一年、什么出版社出的，再浏览几篇评论，果而是考题之一的话，起码能保住一半的分。露怯的事主要发生在面试时，老师若问细节，那就吭吭哧哧答不上来了。
我用那一招顺利地通过了求职面试，也算是急中生智吧。
自从离开“贵师”，我已很久没见过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了。
为我照相的照相师戴眼镜。他三十二三岁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像梁家辉。我看过几部梁家辉主演的电影，对那种类型的男子颇有好感。
照一张一吋快照本是简单的事，但他将事儿搞得挺复杂，不断调光，一会儿让我往左侧脸，一会儿让我往右侧脸；一会儿将相机固定住，一会儿又举着凑近我的脸咔嚓咔嚓按快门，搞得我不胜其烦，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
我催促他：“请快点儿，不需要你把我照得多好。”
他却说：“你可以对自己的照片没要求，我却不可以对自己的水平没要求。”
他那小小照相馆从门面设计到内部装修都挺别致的，进门的人立刻会感到一种相当现代的艺术气息。墙上挂着不少镶框的肖像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显然他是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展示的，也证明他在摄影方面确实有两下子。
但我不是来欣赏的，我是来照工作照的。我的耐心有限，脸上的不满越来越挂不住了。
为了使我表现良好，他不断地说：“别急别急，更别生气，表情要沉静下来，就完就完，再配合一会会儿……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你的气质与众不同……”
他最后那两句话使我火了……如果一个女子不漂亮，男人才夸她气质如何如何，这点儿常识我还是有的。
我怼他：“你到底有完没完？”
他笑道：“大功告成，结束了。”
我付钱他写收据时，门一开，进来了两名公安。我立刻认出将姚芸带走的正是他俩。他俩也认出了我，以意外的目光审视我——仿佛在问：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只不过是来照相的。”
他却问：“两位同志有何公干？”
一名公安对我说：“你快走吧，我们奉命把这儿封了。”
另一名公安对他说：“有人揭发你举办色情摄影展，你得跟我们领导去交代清楚。”
那公安表情严厉，语势冷峻，将“色情”二字说出强调的意味。
我闻言夺门而出，逃之夭夭，只得再找一家照相馆将我的事办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几乎被那“色狼”的假面所蛊惑，恨的是他的伪装伎俩挺高明。
赵子威是一位喜欢训话的老板。动辄将女工们集合在一起，高声大嗓地来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听他训话是在早上，流水线还没启动。他要求女工倒背双手，叉开脚，挺胸昂头。而她们，是些平均年龄二十几岁的农村小妹。我虽是她们的同龄人，甚至比她们中的几个年龄还小，但毕竟不是农村小妹，而且还上过两年大学，有着与她们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自幼所见所闻便也比她们多，每觉比她们要成熟不少。她们大抵初离家门，对于远在异地忐忑多多，普遍胆小怕事，很容易被吓着，稍受刁难就哭鼻子。
当时的情形有点儿像教官对特种女兵的训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姓赵，赵子龙的赵，赵子龙的子，威风的威。常山赵子龙，是我的先祖。我们这一族赵家，以赵云为荣。我当老板，就是要将赵云精神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的企业精神！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家包装行业的厂，但以后会多向发展。深圳是座商机不断涌现的城市，我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今后我要率领你们将咱们厂做大做强，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们要学习赵子龙精神……”
我听来听去，到了也没听他阐述到“赵子龙精神”究竟是种什么精神。事实是，他压根儿就没具体谈，有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是一个有点儿自相矛盾的人。
比如他的口头禅是“我当老板的”，却不许厂里任何人叫他“老板”，而要一律称他“先生”。所以，我在厂里听得最多的话是“赵先生早”“赵先生好”“赵先生指示”“赵先生如何如何”——那时我感觉自己又不像是在一家包装厂里，而像是在一所大学或什么文化学术单位。
将包装厂也办成一所宣传“赵云精神”的大学校，是他一心兼顾的志向；而他的终极追求却是利益最大化。
他还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有时他情绪不稳定，究其原因又是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
是他“大秘”——那位四川的漂亮姐告诉我，他曾因为没打死一只吸足了他血的蚊子而对自己十分懊恼，连呼：“失败！失败！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人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
还曾因为老天爷干打雷没下雨而大为光火，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说：“这不是忽悠人玩儿吗？！要是做得到，真想架起口径一千米的大喇叭，把它骂上一天一夜！”
我问：“他又不是农民，那么在乎下不下雨干吗？”
她说：“老天爷的表现不中他的意呗。他希望下场大雨凉快凉快，老天爷不是使他失望了嘛。”
我又问：“像他这种性格，怎么也会成了老板呢？”
她说：“命好呗。他有个哥哥，哥俩原本都是农民，他哥带他一块儿干过建筑包工队，挣下了二三百万。那时‘深交所’成立，他哥决定赌一把，买了大笔股票，一赌赌准了，成了阔佬，于是干起了房地产。几年干下来，又成了房地产大亨，结果他这个弟弟眼红了，说什么也不愿再在他哥手下只挣份儿工资了，闹着要与他哥打官司，分资产。他哥没辙，只得给了他一千万。正好这家包装厂原来的老板要转手，他图省事，把厂买过来了。”
“大秘姐”说自己原本是他哥哥赵老大的办公室主任，是弟弟向哥哥借过来帮忙的，等这边一切稳定了，她还是要回赵老大那边儿去的。说如果我愿意，她临走愿意推荐我接替她成为“大秘”。
我说我还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目前是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情况而定。
赵子威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命我将所谓“赵云精神”理出个头绪，归纳归纳，提炼提炼，概括为几句口号。
“你已经证明你是熟读过《三国》的了……”
我不得不打断他，纠正道：“没有什么《三国》，只有《三国志》或《三国演义》……”
我怕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产生了什么歧义，他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
他板起脸说：“你当秘书的就别跟我较真了。我老板话还没说完你就打断我，这叫造次，是不能被允许的。造次什么意思你懂吧？”
我立刻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垂下目光恭敬地回答：“我懂，请赵先生原谅。”
他缓和了语气说：“下不为例啊！志也罢，演义也罢，内容不都是那么回事吗？我认为，只要你用心，是能够完成好任务的。我不催你，但你也不要太拖拉。完成得好，转正快。”
敢情他对自己提出的“赵云精神”也糊里巴涂的。
以后的几天里我就集中精力读《三国演义》，硬着头皮读了一天，还是读不进去，于是干脆找带子来看录像，只看与赵云有关的那几集。看完后，将“赵云精神”概括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往细了说就是看形势的格局要大——想那赵云，当初是袁绍麾下的爱将，是袁绍借给刘备的。赵云看出了袁绍其实志大才疏，心胸也不开阔，而刘备似乎更能成事，于是一去不回，从此跟定了刘备，无怨无悔。“二正”是能够清醒地摆正关系——刘关张虽然都称他为“四弟”，但他明白，自己与那三人并没结义过，是个半路加盟的弟，从不在关系上做非分之想，是谓“一正”。自己冒死于长坂坡混战中救了阿斗，功莫大焉，却从不居功自傲，特低调，是谓“二正”；三不计较是指不计较任务之艰难、不计较论功之先后、不计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背袁忠刘”的抉择……
我一边写一边在心里嘲讽自己——他妈的这也算一项正经工作吗？为这种事消耗脑细胞是值得的吗？都哪儿跟哪儿啊！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沾染上“应用国骂”的坏习惯了。不过还没到随时应用的程度，但在心里已应用多次了。我的体会是偶尔应用一下“国骂”利于减压。有时候，压力并非实际工作的难度造成的，而是某项工作的垃圾性造成的。为了提前转正，为了早日拿到转正工资；最主要的，为了早日成为深圳居民，我的工作态度既认真又投机取巧，既严肃又嘻哈。
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任务完成了，并于当日郑重呈送“赵先生”审阅。
他看后搓着双手满意地说：“好，很好，好极了。好就好在，‘一大二正三不计较’概括得好，也与‘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企业文化结合得好……”
当时“大秘姐”也在场。
“袁绍当时的势力可比刘备强大多了，但那是一时的强大，表面现象嘛。刘备有后劲，曹操最先看出来了，所以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赵云也看出来了，所以才切断和袁绍的关系，此后一心一意跟着刘备干。赵云是武将，眼光居然与曹操一致，用‘一大’来概括言之有理吧？……”
赵先生评议到最后，扭头问了“大秘姐”一句。
“大秘姐”的脸倏地红了，嗔道：“问我干什么？不懂！”
我不认为赵先生是借题发挥，成心拿自己向哥哥“借”来“大秘姐”的事儿敲打她。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结果我可就被动了。
赵先生一高兴，当场就同意我提前转正了，还将他的电脑奖给了我。我听“大秘姐”说过，他早就想换台新电脑了，那不过是一种顺水人情的做法。
我抱着电脑离开赵先生办公室后，“大秘姐”跟出来叫住了我。
在走廊拐角，她没好气地说：“你还真能胡编乱写！”
我分辩道：“姐，你误会了，我可绝对不是……”
她打断我的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激头掰脸地训我：“你还狡辩什么呀？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针对我和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你当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诉你，需要摆正关系的是你！你以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书吗？别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哥那儿有文字秘书，所以他认为他也必须有。对于他，你也只不过如同老板戴腕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显身份罢了！”
“那你他妈的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冷冷地怼了她这么一句。
“走着瞧！”
她愣了愣，甩下这么一句，忍怒而去。
终于又将“国骂”实际应用了一次，我心快哉。
以后，我继续做那项“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啊。接下来的事没什么压力了，或者说，是提前转正和获得了一台电脑，使那项工作的垃圾性似乎变得不那么可厌了——我找了一家打印社，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设计成各种标语，在厂区和办公楼内到处贴挂。并且，印一千册配图说明书发给坐办公室的和车间的女工们。这期间，来自“大秘姐”的冷讽热嘲自不可免。我则能忍则忍，气极了便也怼她两句，或以眼还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渐变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向赵先生汇报——误会虽已产生，也正因为是误会，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时；倘我竟打她的小报告，那不就使矛盾激化了吗？好在我不需要加班，这使我可以珍惜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温习，为将暂住证换成居民证而备考。
六月中旬发榜那天，我没什么悬念地榜上有名。我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从重点学校学过来的，并且还有两年大学的本钱垫底儿；大专知识水平的分类考试自然难不倒我。深圳是特区，这一点使它从立市伊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结构；它通过那一考试措施首先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优质人才留下。
没想到，我竟从榜上看到了“姚芸”二字，不由得一阵惊喜。不错，千真万确，正是那两个字，年龄和籍贯也吻合——难道真的是她吗？
重名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但我多么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认识的姚芸啊！
虽然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讯全无了，连我替她寄钱这件事我都没得到过任何反馈，但我却每每想到她。我的打工生涯越顺遂就越会想到她。而只要白天想到了她，夜里就会梦到她，第二天早上就会幻见小窗外又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坚信她是一个好女子。
她坦诚地告诉我那么多没必要告诉我，也不该告诉我的事，证明她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相当简单，比我简单多了。连我都曾预感到老板夫妇会做什么不利于她的事，可她却直到被带走那一天也没怀疑恰是她的老乡举报了她，这种傻大姐式的女子本质上怎么会是坏女子呢？如果“大秘姐”是她，那种误会将不可能产生。即使也产生了，一解释必然也就过去了。
“是她，肯定是她！她说过她是技校毕业的，那么她肯定也会考过的……”
我转身离开时，不禁在心里说服自己是她无疑。
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流泪，也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祈祷……
李娟还没回来。
我可想她了，像盼着见到亲姐姐一样盼着她早日站在我眼前。
通信使我俩的关系更紧密了。
我通过考试的事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脸上自然光彩。
我向他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
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他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
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
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我就这样成了总线长。
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线长”。“总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
我第一次被叫作“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线长是不脱产的，她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
四名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线长才是好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生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合暗不合，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斜刺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她们始料不及，既断了她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公敌”。当然，并没谁敢公开与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她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
我并没禁止她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她们改口呢？
四十八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地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为了防止“乡党”之产生，我将四条流水线的人员结构重新调配了一下——哪条流水线哪一个省的姑娘多，我就让来自另一个省的线长来领导。这样也就阻止了各线长对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乡情局限于乡情，而不至于演变为帮派。
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满。
我的另一种做法随即又消除了那种不满——我提议成立互助基金，带头交出了两千元钱。四名线长不得不加入，各出二百三百不等。谁家还没急需钱用的情况呢，这一提议获得了一致拥护，于是两天内集资七千余元。我宣布由大家集体制定借用条例，四名线长共同管理，我一概不过问，不干涉。线长们感到了我对她们的信任，对我的权威也开始报以维护。
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
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她来，让她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她们。
两个月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她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些难料的是非。
一日休息时，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
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
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
“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没听说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
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
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
“她那么问啥意思啊？”
“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亲儿子；从根上说，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不就是硬往上贴吗？”
“赵老二谁呀？”
“这……有些话不能重复，自己寻思！”
“噢……知道了知道了……”
“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杀杀西杀杀的，兴许还没来得及娶媳妇就都死了呢……”
“是啊，关羽的儿子就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那么死的。”
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
于是议论继续。
“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
“她们几个还想证明……”
“还想证明什么？”
“还想证明赵老二……”
“打住！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时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题。从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请她吃雪糕。”
我不得不进行阻止。再不阻止，不知她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较顺心，多挣点儿少挣点儿对我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姑娘则不然，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农村的家，都有这样那样靠钱才能解决的困难。即使只不过多挣或少挣二三百元，她们也是非常在乎的。她们中，有人的年龄实际上还没过十八岁。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家父母会舍得未成年的女儿跨省打工呢？而她们的工资，在深圳相比起来是不高的。她们却不敢轻易辞职，赵先生似乎在她们中培植了耳目；谁一有嫌工资低打算辞职的表现，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她们再找工作。
我也有点儿怕赵老二那厮对我来这一套。
第二天午休时，赵老二——不，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
他命我站到他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反啦，反啦，都想造我的反啊？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统统开除啊？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儿损失没有！现在的中国，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三天后车间里工人又满额了！……”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
他终于走到了我跟前，双手由背着而叠放于前了，叉开腿，瞪着我凛凛地说：“现在，我要求你将昨天背后贬损我的人一个个给我指出来。你如果不，那么就——滚。”
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说：“她、她，还有她……”
他转身轻蔑地看了看那三个姑娘，又对我说：“咱们有言在先，必要时你还得兼起文秘工作。她们贬损我，你没及时制止，你的表现也很恶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立刻去写开除公告，贴到厂门外。”
我平静地问：“什么罪名？”
他吼了起来：“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什么罪名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我平静地说：“你他妈冲我吼什么？不管谁向你打的小报告，你都不应该偏听偏信。如果我这个‘总线长’不是你任命的摆设，你起码应该先向我了解一下情况，而不是气势汹汹的一来到这里就罚站，就训人。”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强词夺理地说：“难道我当老板的向工人讲话，倒应该工人坐着，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吗？如果我和工人都站着，就成了我对工人罚站吗？”
“当然不是那样。正常情况下，你坐着说，工人全体站着听，那也没有表达不满的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来泄愤的，所以你就是变相罚她们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权替她们也有权替自己表达不满，还有权表达抗议。”
我的语调虽然很平静，语势却毫不软弱，每一句都是辩驳的口吻——那时的我，像极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养父养母也经常在家里接待上级或下级，彼此严肃地讨论问题，争辩对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父与省里来的一位伯伯争辩得都拍起了桌子。即使养父母之间，争辩是非、互相反驳时，每每也都言辞犀利。
我曾批评“市长爸爸”没必要与“校长妈妈”那样。
他却反过来教导我：“理者，世间唯一使人平等之准绳也。我和你妈都是管人的人，我们互相争的对错，都是为对方好。放心，你妈明白这一点，绝不会生我的气，我也不会生她的气。道理越辩越明嘛！”
面对气势汹汹的赵子威，我不得不像养父母那样——不同的是，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子威那边。与其说他强词夺理，还不如说我在强词夺理。本已不占理了，再不强词一夺，我和姑娘们不就只有一到底了吗？
“方婉之，你行，你了不起啊，当众顶撞起我老板来了！那么，你回答我，我赵子威是没茬找茬来问罪的吗？”
为了体统和面子，赵子威既不好再冲我吼，也不得不与我辩论。理在他那一边，他清楚这一点，分明想一直辩得我理屈词穷为止。
但他那人，像烂牌手——一手好牌也会输得稀里哗啦，明明有理的事，话一多必会授人以柄。
我立刻抓住机会继续反驳：“赵先生，何谓罪？我和她们，又何罪之有？我们有罪没罪，你有什么权力问罪？除了法官，任何人无权对别人问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据法律来定罪。离开法庭，脱下法官服，他也同样没那权力。你以为你当老板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
赵子威又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扑哧笑出了声，冷笑道：“别跟我玩儿偷换概念这一套。你这种伎俩，很容易被我识破。我没工夫跟你扯别的，我只问你一句——你敢说昨天中午她们没贬损过我？”
那时我已想好了应对之策。
我缓和了语气，平静而又从容地说——“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引起了姑娘们对三国之事的浓厚兴趣，所以，休息时自发地讨论了起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赵子龙的夫人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女孩子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实属正常。
我指着那三个如同大祸临头的姑娘说：“她、她、她——我认为她们三个应该表扬。她们具有刨根问底的求知精神，这对打工妹是弥足珍贵的良好习惯。也正由于她们三个的刨根问底，促使我下班后查阅资料，终于梳理清楚了赵子龙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孙的问题……”
我成心卖关子，说到重点处不说了。
赵子威被吊起了一听究竟的“胃口”，也缓和了语气，连连道：“说下去，说下去……”
我就将评书中的人物关系端了出来，尽量讲得使他爱听。
赵子威听到后来高兴了，搓着手说：“那什么，再给你项文字任务，把你刚才讲的整理成章，打印出来，过几天发给全厂的人。首先给我一份，我要先睹为快……”
他一高兴就搓手，像座山雕一要杀人就冷笑。
我看出他是真的反怒为喜了；估计关于赵子龙有没有后人的问题也困扰过他，如果我能给出肯定有的根据，那么他自诩是赵子龙的后代就更可以言之凿凿了，关于赵子龙的谈资也就更加丰富了——我曾听他的“大秘”说，他正踌躇满志地酝酿成立什么“赵子龙研究学会”。
他竟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掏出手机指示他的“大秘”：“你与卖家联系一下，中午送几箱冰淇淋到食堂，要最好的，车间里每人发两支，办公室的和勤杂人员每人一支。”
自从我因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与他那位“大秘”发生了无法消除的误会，在我心目中，那四川姑娘已不再是“大秘姐”，而只是他从他哥那儿借的花瓶了。
他下达完指示，又对姑娘们说：“误会误会，好大的误会！这样的误会以后不会发生了。”
他转身走时，我叫住了他。
我说：“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您还没向我道歉。”
“道歉？我向你……道歉？”
他一脸的“友邦惊诧”。
我说：“你骂了我一句他妈的，所以必须向我道歉。”
“是吗？”——他扫视着姑娘们问：“我那么骂她了？”
姑娘们默默点头。
“‘他妈的’都快成许多中国人的口头语了，不能算是骂人话吧？”
他狡辩。
我说：“如果你那么认为，不道歉也行。我现在也用那三个字说你一句，咱俩就扯平了。”
他犹豫着不置可否。
我态度强硬地说：“还是道歉比较文明。您如果不，我将向市工会告你当众辱骂员工，而那将会成为新闻的。”
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罢，一本正经地说：“你呀你呀，你这个小方呀，太小心眼了吧？可以可以，她们作证，我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请原谅。”
他不但那么说了，还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
他离开车间后，姑娘们一下子将我围住了，纷纷与我拥抱。
三个姑娘中的一个与我拥抱时哭了，恳求地说：“方姐，你可要一直当我们的总长啊！”
对于养父养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从不曾觉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很重要。
那姑娘的话使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寻常了。
觉得自己不寻常的感觉令人陶醉。
我却没说什么表态的话，只不过用“小事一桩”“别破坏情绪”之类的话安慰了她们一阵。
我暂时不会离开这个厂，因为还没取得居民证。办居民证是要单位出介绍信的。不论谁，若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么单位都不会开介绍信的——开了也没用。
我决定居民证一到手就离开这个厂。
尽管姑娘们显然地对我产生了依赖心理，但我可不想充当她们的“保护天使”。
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
充当别人的“保护天使”也得有那种能力呀！
我清楚我完全没有。
我自己还经常生活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尝不需要一位“保护天使”啊！
赵子威是从不在食堂吃饭的，他的“大秘”沾他的光，在食堂露面的时候也少。
那日中午，他却破例在食堂吃饭了，他“大秘”便也出现在了食堂。
而他偏偏端着托盘走到了我那一桌。他一坐下，别的姑娘纷纷端着托盘离去了。
他若无其事，高声大嗓地继续跟我讨论赵子龙的婚姻之事。
我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做到有问必答。
我告诉他，赵云曾有机会与一位美貌女子结为夫妻，但因对方是敌营降官的嫂子，赵云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婉言回绝了……
他一拍桌子，高声赞道：“我赵子威的先人，真英雄能过美人关！那是什么精神？事事顾全大局的精神嘛！美哉赵云！壮哉子龙！我们大家都学他这种精神，咱们这个小厂就一定能做大做强，早日上市！……”
那时食堂里一片肃静，而“花瓶”又一次向我这一桌投过来妒恨的目光。
分到冰淇淋的人，虽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们的光，却并不清楚究竟因为什么沾的光。
而我和姑娘们回车间时，她们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咱们又不会人人都有股份！”
我心想，说的也是——赵老二的利益和她们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们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
是的——是“我们”，那两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们不知不觉成了“一伙儿”的。
以后的几天里，我总想观察出来谁是潜伏在她们中的赵老二的耳目，却怎么也观察不出个结果来——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同样单纯又怯懦的农家小妹。她们中没有一个李娟那么敢作敢为仗义侠气的姑娘，也没有一个倩倩那种深谙世故的姑娘，甚至连姚芸那种坦诚的也没有。她们的单纯已不同程度地受伤或被污染，她们怯懦而又都有各自为人处世的小伎俩。
我觉得，她们和“赵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么样的老板开什么车。
这也就难怪同样需要保护的我，居然会被她们视为“保护天使”了。
我暗中观察了几天一无所获，也就懒得再观察了。爱谁谁。
哪个单位还没有爱打小报告，以充当耳目为宠幸的人呢？几时再起事端几时再说呗！我又没权在车间里搞一次互相揭发，来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权力我也不做那事呀！我吃饱了撑的啊？
这么一想，我心随之释然，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