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正文 第五章
二○○二年我大二了。
我遭遇了爱情。
某日去上课时，我被一名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通往教学楼的路上行人匆匆，有的同学边走边吃东西。一只尚不会飞的小麻雀不知何时从树上掉在了路上，在学生们的脚步间盲目蹦跳，却少有注意到它的人，谁注意到了，也只不过高抬脚跨过而已。它的妈妈在树上焦急地叫个不停，不时在学子们头顶盘旋，对于这异常的现象也根本没谁注意。我注意到它时，它恰被一只脚踢翻。那一踢使它不动了，居然趴在无数匆匆的脚步之间了。我赶紧快走两步，双手捧起了它，欲将它放到草坪上。
就在那时，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我。这是两不怨的事，但他分明想怪我，立刻就要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来。当他明白了我在做什么时，又伸展双臂为我挡住别人。
我俩没说话，互相笑笑而已。
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在电梯里，我在电梯外，离电梯十几步远。电梯里的人已经满了，他按住电梯不使梯门关上。我跑过去挤进了电梯，却超重了。我刚要退出电梯，他却抢先离开了，而那时别人按了下键，梯门关上了。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校刊的组稿会上，他是编委，我是学生作者。我写了一篇散文《神仙顶记事》，文中自然写到了我的生父、两个姐姐和我外甥。在散文中，我那些亲人只不过是“神仙顶人”——当时我仍不知他们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责编，点评时说我的散文有“玉质”，堪称“玉散文”。他的过奖之词使我当时很窘。
就这样，我们不再陌生了，也可以说认识得自然而然吧。
后来，在食堂吃饭时，他经常“很巧”地坐在我旁边。
他是计算机专业的，那当年是热门专业。可他是文学爱好者，从不创作，却被认为有评论水平。他是家在贵阳的学生，父亲是省里某厅厅长，据他说他父亲属于那个厅的高配干部，实际享受副省级待遇。那一年我爸已是临江市市长了，而他居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还说他父亲知道我父亲这个人。
一日，我俩散步时他说“咱们这一届，干部家庭的学生不多，学习好的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学校来”。
他这话显然是在说自己，却无意中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尽量装出没被伤到的样子，说：“什么样的大学都有才子。”
恋爱使人变傻是流言。起初会使人智慧，深入下去才变傻的。
他听了特高兴，忽然吻了我一下。虽然是在我完全没心理准备下发生的一吻，我却没生气。
我接着也主动吻了他，似乎是那样。否则，在那天我们之间不会有一阵彼此深吻。
二○○二年，中国的一切事都进入了“快速”阶段，爱情也不例外。与民间相比，大学学子们的恋爱过程算挺“悠着”了。在民间，往往互相“中意”的当天就进入实际“步骤”了。不“那样”的理由在年轻人中越来越不成立了。
我中他的意。
他一米八多的个子，算不上是帅哥，却也相貌堂堂。我俩在身高和颜值方面挺般配。爱情使我平淡无奇的大学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节。我虽然并未被爱情冲得找不到北，但确实也挺享受那种伴着惊喜的缠绵。
他曾用摩托带着我在贵阳的老区新区兜了两次，强调非要由我决定在何处买房子。我又开始对人生有些憧憬了——不是初中时那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也不是高中时往细了想又会顿时索然因而懒得继续想下去的迷惘，而是一步步特实际特接地气的那种预想，接近于对人生做出的理性规划和设计。
又一日，我与他在经常幽会的地方耳鬓厮磨之际，同宿舍的一名女生找到了我，说我爸将电话打到了校办——我妈住院了。
在临江市立医院急诊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我见到了我失魂落魄的爸爸。
我爸告诉我，我妈突发胃出血。胃病是她的家族病，但与她前一时期太累了也有关。民盟换届，关于人事安排她必须亲自与市委统战部协商。护校扩建扩招，建一半资金链断了，原定资金到不了位，她又亲自四处求援。于姥姥的死也使她很难过，嘴上不说，暗自伤心。家里没了于姥姥那么一个人，她对家务是玩不转的，却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之人……妈妈对自己的病大意了，把自己累着了。
护士从病房出来，说妈妈醒了，知道我到了，急着见我。
我进入病房，脸色苍白的妈妈朝我微笑，尽量做出泰然的样子。
我刚在她旁边坐下，她就问：“见到爸爸了？”
我点点头，握住了妈妈的一只手。
她又说：“女儿放心，妈妈的病虽然是家族病，但绝不会遗传给你的。”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种话。
“妈，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小声哭了，吻她的手，吻她的脸，说了些她会没事儿的话。
“记住，我给你留下了一封信。我口述，你爸代笔的。你先别急着看，过几天再看也不迟，但也别忘了这事儿。”
当时我哪里能明白，她说“过几天”的意思，其实是“我死以后”。
我又怎么会那么想啊。
妈妈嘱咐过那几句话后，从枕下摸出两件东西——第一件是存折；第二件，还是存折。二○○二年，卡还不是很普遍。
妈妈告诉我，一个折有两万多，是姥姥求人写下遗嘱留给我的，是她一生的积蓄，而妈妈是指定的执行人。另一个存折有将近十万，是妈妈自己为我存的。
“本想凑个整再交给你，现在……妈觉得还是现在交给你好。你都大二了，两年后就毕业了，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放在自己那儿，用起来更方便……”
妈妈将存折塞在我手里，同时用双手握住我的手。
“妈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不要钱，我要你早点儿好起来，早点儿出院……”
我哭出了声。
而妈妈说：“别哭啊！看，你一哭护士又进来了。快，再亲妈妈一下……”
我就吻她的手，实际上是在用妈妈的手堵我的哭声。
那名护士也是护校毕业的，估计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她面对的病人会是历届学生都尊敬的校长。
护士她望着我的目光有请求的意味。
我在妈妈额上又吻了一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那年江桥已经建成，公路已经开通，爸爸在市里还有会，直接从医院去会场了。
我独自回到玉县的家，站在除了我再无别人的院子里，第一次感受到了“惴惴不安”是什么滋味。
然而我并没想到妈妈真的会离开我。或者说，我的头脑极度排斥这种想法。
我趴在床上，片刻就睡过去了。
我实在太累了。
那天半夜，我的“校长妈妈”离开了我……三日之内，我的状况确可用“痛不欲生”来形容。人世间最爱我的两位女性先后离我而去，一去永不返回，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无所依傍的孤雁，对大地和湖沼缺乏信任，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对广阔的天空更是充满疑虑。“校长妈妈”和于姥姥之于我，不仅仅是呵护我长大的两代亲人，还是足以保佑我命运顺遂的吉祥神。有她们在，不论我的人生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不至于惊慌失措，仅仅是品味沮丧而已，安全感却是不受影响的。失去一位，我已觉自己的亲情殿堂断了永难修复的一柱；现在两位都失去了，我的亲情殿堂垮塌了。在别人眼中，我当然已经长大了，我爸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的。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年龄仍处在习惯了受宠的少女时期。至于我爸，他固然也是爱我的，我却总觉得他的爱有别于“校长妈妈”和于姥姥对我那种细到微处的爱。用他的话说，那三天里，我因悲伤过度，像“活死人”。
他说得没错，我一下子跌入了空前的彷徨无助之境。我所参与的主要的事是妈妈的丧礼。那自然是隆重的，但我却完全记不清是怎样的过程了，连悼词也没听进去。过后我爸告诉我，悼词对我妈的评价“甚高”。
第四天晚上，我爸在书房批阅文件时，我走了进去，终于可以心如止水地坐在他对面了。
我当时奇怪他竟能那么平静地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向他要妈妈留给我的信。我当然没忘那件事。
他装糊涂，问什么信啊？
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得承认是有那么一封信，但却忘记放在哪儿了，推说几时想起来了、找到了再给我。
我看出那是他的借口，直言我的不信。
他恼火了，拍了桌子，还想摔东西。已将杯子举起，却没真摔在地上。
“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你失去了妈妈，我失去了妻子，咱俩的悲痛程度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不可以理解我一下，为一封信偏偏在这时候坐我对面烦我？！”
他异常激动，脸色都变青了，挥动着的手差点儿落在我头上。
我朝后仰着头，瞪着他态度坚定地一动不动。
我们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那么一种情况，当时我的感受是“惊心动魄”。
但他越是那么情绪化，越是适得其反，越使我急于看到信。
最终他妥协了，开了办公桌抽屉的锁，取出信来放在桌角。
“就在这儿看！”他一说完就抓起烟盒到外边去了。
我妈的信大致内容是——关于我不是她亲生女儿这一点，始终是她心中的纠结。但是她认为，如果自己将这一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对的。我是神仙顶人家的女儿，而且我已见过我的生父，就是那位因救我受了伤的“伯伯”。如果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成了方婉之，最好去问我的生父生母。当然我也可以不问，不受真相的负面影响；不改姓名，继续以玉县的家为家，与我的养父继续生活。
“婉之，你一定要确信，你的子思爸爸和我一样，我们对你都是百分之百视同己出的啊！我不在了，他对你的爱只会比以前更深，而不会有丝毫相反的变化。你怎样决定你与神仙顶的亲人们、和子思爸爸、和玉县这个家的关系，有自己做主的绝对权利。而且你校长妈妈认为，你怎么决定都与道德无关，那真相毕竟已成历史，人的现实生活不应受身世真相的困扰。生父生母也罢，养父养母也罢，都是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或长或短，或续或终，都可顺心性之自然，其他的都不必在意……”
在我印象中，“校长妈妈”是一个理性远多于感性的人。我从那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出了她当时向养父口述时是多么地冷静坦然泰然，大约冷静得如同在向下级同志口述领导者的“指示”。
而这一点使我的身世真相加倍地刺激了我——我彻底崩溃了。
后来养父说，他在外边听到了我的一声哀号，像动物的濒死叫声。
他进屋时，我昏倒在地。
那一夜我昏睡在养父母床上，养父彻底未眠，守坐床边直至天明。
他还有一大堆工作必须及时做好，我不应成为他的“拖累”。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亲自开了六七个小时的车，下午一两点多将我送回了学校。
我最急于见到的是我男朋友。
我在他宿舍门外堵住了他，他正要去上课。
我已顾不上管他上课不上课了，差不多是将他扯到了我俩往日幽会的地方。那儿有回廊、凉亭和水塘。斯时水塘荷花盛开，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回廊两侧的葡萄藤上，一串串葡萄已由青变紫。而凉亭的四柱上喇叭花散紫翻红，开得尤其热闹，如花亭。在凉亭里，我坐着，他站着，从我手中接过了那封信。
我的“校长妈妈”认为她如果将我的身世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是不对的；而我直接认为自己如果不及时将那真相告知那爱我的男生是不道德的。
“及时”在我这儿就是刻不容缓。
有什么“缓”的必要呢？
我认为没有。
与其由自己欲说还休地相告，莫如让他看信。
那信两页。他看完一遍，又从第一页重看。
我说：“不用看两遍吧？”
他将信放在石桌上，看着我，勉强地但也是古怪地笑着说：“是啊，不用看两遍，这封信写得明明白白，我也没什么看不懂的地方，那其实也就没什么想问你的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下咱俩关系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了。你得同意，两个相爱的人的关系，背后也牵扯到两个家庭的关系，是这样吧？现在，我自己做不了主了。没想到会出这么种情况，太意外了，复杂了复杂了，我得去上课了，咱俩的事不妨先冷一下哈……”
他又说了几句什么，我已听不到了。
那时世界变得特静。
在我的注视下，他忽然一转身离开“花亭”，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我没再流泪。我甚至也不伤心，没失落感。
我又一次心如止水。
他叫韩宾，一个普通的人名——我相信我有能力几天后就彻底忘掉这个名字，就像在我头脑中不曾存在过。
我请假从学校去了一次神仙顶。
十年过去了，村里有了变化——田地里居然生长着果树了；村路是水泥的了；这里那里出现砖瓦房了，砖是青砖而非土砖，瓦不再是小片的鱼鳞瓦了，而是大片的垅形瓦了；有的已盖成，有的正在盖。我见到的大人孩子，穿得也不再破旧了。
多么奇怪啊！
十年后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居然准确记起了我的生父何永旺家的方向。
何永旺——不，我该说我的生父，那年六十多岁。具体六十几我不清楚，反正必定六十多岁了，看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比当年更瘦小了，背也微驼了，头发稀少，完全是个没留胡须的小老头了。
他坐在竹凳上，正在搓玉米。一抬头看到我，表情漠然地问：“找谁家？”
我说：“我是方婉之。”
“不认识。”他站了起来，不再看我，双手撑腰左摇右晃。
我又说：“十年前你因为救我，脚被扎伤了。”
他的身子不再摇晃，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啊，忆起来了，你……当年……你是……方校长的那个……女儿？……”
他用一只手比着我当年的身高。
我说：“现在我已经知道，她是我的养母，我也本该姓何……”
他伸出的手缩不回去了，就那么驼着他的背，半张着嘴，被定身法瞬间定住似的僵在我眼前了。
他背后，十年前那个我进去过一次的家几乎完全破败了，窗不像窗门不像门的，快塌了。门前的地倒是用碎石铺过了，想来雨天不至于多么泥泞了。看来，他的两个女婿并没置他这位老丈人于不顾，但也尚无能力助他对那破家进行翻建。
一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从破家里闲庭信步地“踱”出来，咯咯叫了一阵，啄食簸箕里的玉米粒。
老母鸡使我生父缓过神了。显然，我的出现使他又难堪又恓惶，还有几分生气。他跺了下脚，指责地说：“已经那样了，你倒是想怎么样嘛！那样对你不好？你犯得着来问我的罪吗？你给我听着，我不会在你面前认罪的，我也没什么罪可认的！……”
他有他的理，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
换位思考，他的指责并非强词夺理。而我若真说什么问罪的话，确实接近不识好歹，无理取闹。
但我不是来问罪的。
事实上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到神仙顶来，有点儿身不由己、鬼使神差地就来了。
我平静地说：“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来看看……”
我想说的是“想来看看你们”，但“你们”两个字到了嘴边又被我咽回去了——我虽不是来问罪的，却也不是来寻找亲情的，“想来看看”最能表明我的目的——“想来看看”而已。
“那……那就……进屋吧……”
他的语气缓和了，只剩难堪了。
我朝他那——也可以说是我那破家看了一眼，摇摇头，平静得令自己都不解地问：“她呢？”
他反问：“谁？”
“生下我的人。”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感到说得太冷。
“死了。你小时候来不是也没见到？那时就死了一年多了……”
他的话也变得异常平静了，平静得漠然，丝毫没有挑理的意味，只是在实话实说地回答问题。
我觉得，我的心像被针尖轻轻扎了一下，并没疼的感觉，而是一种本能的器官反应。
“那……我想看看大姐二姐……”
我有两个姐，这是“校长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信使我回忆起，十年前我来到神仙顶时见过的两个“古怪”女人，我判断她们定是我的大姐、二姐无疑。
是的，我想知道她俩现在怎样了？确切地说，是想知道她俩活得怎样。
血亲真是厉害的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形容太恰当了。
如果说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有什么隐约潜在的目的，那么看看俩姐活得怎么样了便是。
他犹豫了一下，可能觉得我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吧，低声说：“行。”
于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在前边不快不慢地走，我在数步之后跟随着，去看我的大姐何小芹和二姐何小菊。我和他保持着那种距离走在路上，如果别人见到了，绝不会想到我们是父女，甚至也不会想到他是在为我带路。
只有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才一前一后那样子各走各的。
他没回过头。
我也没想赶上他。
我大姐家在建房子。四个男人一个女人都在忙。那女人在搬砖，满衣襟都是砖红。四个男人有的在拌水泥，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安窗框。
我立刻就判断出，那女人是我大姐。她也比十年前瘦多了，面容憔悴，神情木讷，半点儿俊美的影子也没有了。看来她的病确实使她变笨了，连搬砖的活也干不好了。别人搬砖都是胳膊下垂，双手托着最底下的砖，她却端盘子似的端着一摞砖，这就使最上边的那块砖快碰到她下巴了，使自己的头不得不朝后仰了——她就那么瞪着我呆住了。
“哎呀你呀，没见过你那么搬砖的！你愣在那儿干什么呀？倒是先把砖放下呀！”
何永旺——我们的父亲，哀其不幸地训她。
她双手一松，砖落地上，目光却还在瞪我。
四个男人停了手中活，目光一齐望向她，接着望向我和我生父。一个半大青年赶紧走到她跟前不安地问：“妈，砸脚没？”
她不说话，一动不动，仍瞪着我。
那青年蹲下看她双脚。
他那一声“妈”，使我知道了他是我大外甥。他的脸尚未褪尽少年的青涩，却已长出了唇髭，然而眉目还是蛮清秀的，像我大姐。
他站起来对三个男人中的一个说：“没砸我妈脚。”
于是我也明白了，那男人是我大姐夫。
我生父冲我大姐夫嘴里拌蒜地说：“那什么，没要紧事儿，这不，她是小芹的，你肯定想不到……来看看杨辉他妈……”
我便知道了我大外甥叫杨辉。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大姐夫又开始砌砖。
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干活。
我生父爱莫能助地看我。
我不得不说：“何小芹是我大姐。”
三个男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我生父说：“是啊，是她说的那么回事。”
我盯着我大姐。她冲我古怪地笑。
她的笑使我内心波涛汹涌，仿佛有只手在我背后猛地推了我一下；我向我大姐迈出了脚，我想走过去抱抱我大姐。
我生父及时拽住了我。
他说：“你别过去，她的病还没好利索。”
我大外甥那时还没从我大姐身边走开，他用一只手搂住他妈，像是在保护，也像是预防她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
他恳求地对我说：“你怎么想的啊，你走吧！”而他眼中有泪在聚集。
我那瘦小的大姐夫数落我生父：“何永旺，别怪我对你这老丈人放肆啊！我也想问问你，你闲得没事儿了？你闲我们可正忙着呢！我每天要给别人开两份工钱的！你快带她走吧，跑这儿弄的什么景啊？……”
我大姐忽然说话了。她说：“爸，带她走吧。”
一个男人也说：“太不是时候。”
我大姐就不再看我，弯腰捡掉下的砖。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离开的了。
似乎是我先转身跑了，又似乎是我生父将我拽走的；似乎我又说了几句话，又似乎没再说什么。
我和我生父又一前一后往我二姐家走。
我二姐家的砖房已经盖成了，看上去刚盖完不久，门框窗框都刷了褐红色的漆，并且砌起了一人高的砖围墙，但还没院门，从院外可以看到院里的情形。二姐家院里刚杀完一口猪，无头的猪四脚朝天仰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内，一个男人在熟练地刮毛。旁边临时搭的案子上摆着猪头，一只大黑狗两脚趴在案边，鼻子对着猪鼻子嗅个不停。案子一端还摆着大盆，一个女人站那儿用短擀面杖使劲儿搅什么。几个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门对面的窗开着，一桌男女在你嚷我叫地打麻将。
院子里弥漫的血腥气使我倒退了一步。
我生父说：“你看，也不是时候。你忽然就来了，我一蒙，把他们两家今天这茬儿都给忘了，还进去吗？”
我不由自主摇了摇头。
大黑狗此时发现了我，朝着我吠着冲出来。
我生父挡在我身前，一边阻喝那狗一边喊我二姐的名。
我二姐挽着袖子，两手是血地出了院子，看见我就怔住了。
我生父说：“她是你那个妹，来看看你和你大姐。我已经带她见过你大姐了……”
我勉强地笑了笑。
“啊，这么回事呀。我刚才在搅猪血，你看我这双手，也没法和你亲热了……”
我二姐笑得倒不勉强，甚至可以说笑得挺惊喜。
我生父对我说：“你看这么着行不？你要见她俩，我呢，完成任务了。我得回去搓玉米了，下午有人来收，那……那我走吧？”
他那么说，我能说什么呢？
我刚点了一下头，他立刻转过身，头也不回匆匆走了。
大黑狗还在对我龇牙咧嘴。
我二姐佯踢它一脚，冲院里喊：“赵凯，出来把狗拴了！”
一个少年蹬着滑板滑出院子，漠视地瞥我一眼，弯下腰企图揪住狗耳朵。那狗躲他，却也不跑，意欲与他玩耍。
少年来气了，将滑板砸向狗，正中狗腰。狗嗷地叫了一声，冲出院子，逃之夭夭。
我险些被狗撞倒，吃一大惊。
二姐骂道：“作死呀！它又没招惹你！”
骂完却笑，对我说：“那是你二外甥赵凯，都初中了，不好好学习，总是向我要钱买这买那，还总买些玩儿的！性子像他爸，整天寻思着怎么发笔横财！横财能到咱们这种人家？有那命吗？”
我也笑笑。只有笑笑。
二姐又絮絮叨叨地说：“咱爸一辈子就盼有个儿，结果成了这样……我和咱姐倒各有一个儿子，可惜不姓何！儿子倒是有什么好？到结婚的年龄，不又得当爸当妈的出钱盖房子？有几个农村人家的儿子，自己能早早地就把盖房子的钱挣够了的？”
她将“咱爸”“咱姐”说出强调的意味。
我又勉强一笑。
虽然我不认为当年之事对我是不幸，但“儿子”二字还是将我的心扎疼了一下。
屋里有个男人大声问：“儿子，谁啊？”
赵凯的声音回答：“不认识，空着手。”
我能望到的窗子随即关严了。
二姐歉意地说：“也不便把你往家里让了，有外人。”
我说：“没关系。”
“那咱姐俩这边儿聊会儿。”
她离开了门口。
我跟她走到围墙拐角那儿。
她薅了把青草，一边擦手上的血一边说，刚杀那口猪是大姐夫买的，可大姐养不了，三天两头跑丢，她只得弄回自己家代大姐家养。本来还可以再长几十斤肉，可大姐家请人帮工盖房子，管饭没肉是不行的。过几天是她公公六十大寿，她丈夫想要大办，那样能把以往随的份子钱早点儿收回来。两家的事凑一块儿了，那口猪的死期就提前了……
“与咱大姐家对半分，一家一扇。一头小猪给我养到二百多斤，平分我也亏死了。可她是咱大姐呀，什么亏不亏的，这点儿姐妹情是该讲的，对不？”
她口口声声“咱爸”“咱大姐”的，说得特亲，仿佛我们真的曾一奶同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过。
我机械地回答：“对。”
其实我对她的话一句也不感兴趣。
她说全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了些，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挣现钱了，这下可把被一个“钱”字憋屈了几代的农民给松绑了。她丈夫在外挺能挣钱的，她过日子的心劲也足了。
“你亲眼看到了，我家一溜三间大瓦房盖得挺气派。县城里人家的孩子才玩得上的东西，像滑板什么的，我家赵凯也有。打小就没缺过他玩具。什么玩具一到他手，往往一转眼就被他鼓捣坏了。他爸比我惯他，从没生气过，无非笑着来两句：‘儿子，就当你爸白干了一两天活吧，下次玩新玩具可要在惜哈’。我们从小过的那是什么日子？生活好了，有点儿经济条件惯孩子了，干吗不惯着，是吧？哎小妹，你校长妈妈该退休了吧？你那个爸还当副市长呢？……”
毕竟我二姐精神没毛病，她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只管自说自话。她语速快，快得我都插不上嘴。
我没告诉她我“校长妈妈”去世了，更没告诉她我养父已经不是副市长，而是市长了，还是省委委员了。
实际情况是，她说的除了“生活好了”四个字，别的话我一概不爱听。
我也找不到适当的话主动跟她说。
“赵俊！赵俊出来一下，带上纸和笔。”
我二姐又叫出了她女儿，也就是我外甥女。
那十七八岁的长腿姑娘猜测地打量我时，我二姐自豪地对女儿说：“这是你小姨，你妈亲妹妹，你的亲小姨！她爸是大官儿，她妈是名人，你以后有一门上等人家的亲戚了，你和你弟，你们这一代等着沾光吧！”
赵俊怼她：“都讲过快一百遍了，烦不烦啊？干什么？快说！”
我二姐还是个不生气，笑道：“那什么，你小姨既然主动来认咱们了，先替妈抱抱她。”
赵俊瞪着她妈来气了。
我只得说：“下次吧，这次别了。”
二姐也不尴尬，命令地对她女儿说：“那就下次。快把你小姨的通讯地址记下来，以后你得经常代表咱们全家给她写信，要不她会把咱们给忘了，那你还哪找这么一个小姨去！”
我说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学校，所以往学校给我寄信我反而收到得最及时。与在我大姐家遭到的冷遇相比，我二姐对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根本就不把我当外人”。却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她那种情意绵绵太不真实。我觉得我像在戏里，是主角。她是我的大配角，为了使我更入戏，她还抢戏。
我怕再接下来她会提什么请求使我陷入为难的尴尬，明确地表示我必须走了。
她说：“那不多留你了，你看到的，那猪一破膛，我就得再上手收拾下水……”
我说：“你快接着忙。”
我转身就走，急于摆脱“自编自导”的剧情。
如果我不来到神仙顶，那就什么令我万分排斥的情节也不会出现。
我为什么非得来呢？
我记得似乎是有事由的，却又一时想不起了。
我走到村口时，看到我大外甥站在路边。
那青涩的“准小伙”说：“小姨，我能送送你吗？”
我不忍拒绝，点了下头。
他就陪我往山下走，边说县里原本是要先修山路，后修村路的，但村人们怕修完山路没钱修村路了，集体强烈地要求先修村路。所以反倒是村路修完了，修山路的钱不够了。不过县里正在筹资，山路不久还是要修的……
比起我二姐那些话，他的话我并不反感。
他站住，指着坝子里的田地说：“十年前我和小姨在那儿捉过泥鳅。”
“是你？”
我极度讶然。
他腼腆地笑。
我问他多大了？
他说已经高三上学期了。
我问他学习怎么样？
他说他爱学习，乡高中也算县里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在加强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而能编在加强班的同学都有希望考上大学。说鉴于他妈妈的情况，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学的，所以他决定参军，也许当了兵以后，还有考军校的机会……
他的话，是我那次神仙顶之行听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话。虽然也有无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确实的。
他问：“小姨，你支持我参军吗？”
我说：“坚决支持。真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他说：“小姨，在我家那会儿，你别生我们的气啊。我妈那样，咱们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样，当时是怕我妈犯病。我爸那样，是因为算来算去，盖房子的钱还是不太够，几天来他一直生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把老房子给扒了……”
我说：“我没生气。”
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像我二姐的女儿抱住我那么突然。
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啊！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儿的希望。
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
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
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儿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
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三千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给的心也根本没那份给的能力。
我之舍得，是为了断。
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说，怕极了。
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
我想用九千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
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
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点儿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如果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神仙顶的变化就如蜗行，而且体现为各家各户小打小闹的“折腾”。
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
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惶恐。
我怀着此种惶恐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书房，在台灯的光照之下，我养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他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门被我推开那一刻，我宁愿自己是瞎子。
我养父紧跟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
我冲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明天我再向你解释……”
“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
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
“那更可耻！”
“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
他的音调都变了。
他恼羞成怒了。
“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了。
我拒之千里地说：“我要睡了，请离开我的房间行吗？”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掼门而去。
半夜，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年却自认为已没“资格”再当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县一家最好的宾馆。它是养父替玉县融资，请人设计，在二○○○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学，拉杆箱是他给我买的。除了那家宾馆，别的入住之所可能都会有人认出我是谁，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议论。我在玉县的知名度太大了，并随着他的政绩而日增。除了他给我买的拉杆箱，我也再无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冒犯，告诉他我情绪平定了，要直接回学校去了，请他对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对我的态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评。他说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长妈妈”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还是“校长妈妈”和他的证婚人。因为我小孩子不了解的某种“历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长妈妈”生前经常当着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边，你可要替我照顾他。”
养父的解释听起来像小说情节。
我说：“爸，你们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令我感动，我再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他听出了我并不怎么相信，又加重语气说：“你‘校长妈妈’也给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遗书，你再回来我可以给你看。你不要因为你的‘校长妈妈’不在了，就觉得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说：“爸，我明白。”
实际上，我确实认为那个令我眷恋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么还会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阿姨已够使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阿姨的三亲六故，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
我联想到了韩宾对我说的话：“复杂了，太复杂了。”
我有些理解韩宾了。
即使我百分百相信养父的话，我也难以接受“复杂了，太复杂了”的关系。
何况我并不百分百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上午我从宾馆直接回到了学校。
我的人生一下子有了目标——不是有了方向，仅仅是有了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的目标：那就是，要加倍努力学习，争取以最优的成绩毕业；接着，考研；也许，还要考博。
但考什么学科什么专业我还没想法。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不应再有任何依赖心理。养母已然故去，继续依赖养父的人生，那是多么没出息、多么低等的人生啊！
我要开始“校长妈妈”所说的那种“实命”的体验了！
然而，我的努力目标成了泡影。
在学生食堂，在用餐的同学最多的时候，一名陌生的艺校的女生当众扇了我一耳光。
她是韩宾的前女友，他俩“破镜重圆”了。她将他俩的关系一度破裂归罪于我，而我根本不知韩宾曾有女友。
情急之下，我将一碗热汤泼在她脸上，她被烫伤了。
我受到了处分，便又成了大学里的“名人”。
但我变得承受力特强了，努力学习的劲头儿并没太受那件事影响。
真正使我的努力目标成了泡影的是神仙顶的人们——一些我不认识，但自称与我有亲戚关系的人。
先是我收到的信多了。“亲戚”们要求我通过市长爸爸为他们办成这样或那样的事，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然我的两位姐夫都算是我的亲戚，那么他们的亲戚的亲戚当然也算。
我在学生宿舍走廊里接了我养父一次电话。
他说常有我的“亲戚”去找他，让我告诉他们，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最好先通过相关部门，比如信访办，向政府反映。
养父的话说得十分婉转，但我听出了他已不堪其扰。
二○○二年，正是中国民间问题多多的年头。
而我这边也焦头烂额——常有“亲戚”找我找到宿舍里或教室门口。甚至有十几名上访的人蹲守在校门外。
他们的理由是：“谁叫你是咱神仙顶的人啊？谁叫你爸是市长啊？见你不是比见市长容易吗？不找你我们找谁啊？你能不给我们这点儿方便！”
“哪天你与你养父关系生分了，我们不是想沾光也沾不上了？”
校方因而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指出——学校不是信访办，我必须想办法杜绝那类现象……
一天，我趁同宿舍的同学都上课去了，留下一封信，仓惶逃蹿似的逃离了学校。
二○○二年，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是最吸引想寻找机遇的年轻人的城市。
我乘上了飞往深圳的飞机。
别说方向了，我的人生连阶段性目标也报废了。我对我的“宿命”已生厌烦，决心换一个地方开始我的“实命”。
飞机起飞后，我内心默语——永别了神仙顶，我将我在你那里的根刨出来了，带走了，我与你以后再无任何关系了。别了玉县，我又回到你怀抱之时，将只能是某年的清明了，而我是回去祭奠我的“校长妈妈”……
是夜我安睡在深圳的机场宾馆。
我的每一步骤都是按照前一天夜里的计划进行的。
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的任何决定都有计划、讲步骤的特理性的姑娘。
除了理性，我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四顾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