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黑夜 正文 第二十五章 筹码

    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待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冷时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一阵沉默之后，我对他说：“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

    “不过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但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我笑起来。

    他笑了，停了一下又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葛瑞格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读起来好像‘地瓜’啊。”我侧过头看着他，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也不再介怀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直到午饭吃完，他问我：“监护权的事情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

    “会有办法的。”我回答。事实上，两边的律师见过几次协商正式的分居协议，财产清单也列出来了，公寓、存款、证券、婚后收入、车、首饰，林林总总，看起来Lyle付出不少，我所得颇多。唯一的争议就在小孩子的抚养权上面，听证次日就会继续，我的精神鉴定结果没有问题，医生的意见却给得模棱两可。我手上似乎再没有什么筹码了。

    我跟他告别走出那栋办公大楼，发现手机没电了。我没在意，跑去看了Caresse，再回到酒店已经四点多了。打开手机充电，一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发觉有一条新的语音留言。留言极其简短，不过十秒钟：

    “嘿，我是Rona，RonaMorgan。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给我回电话。”

    我照着那个号码打回去，嘟嘟声之后，电话接起来：“你好，e。”声音轻而沉着，“九点半，小蜜橘酒吧。”

    我不知道她会给我什么，没心思吃晚饭，快九点的时候出门，去她说的那个小蜜橘酒吧。那个地方在第六十八街上，离史密特和谢林顿的办公室不远，很小很便宜，拐弯抹角不起眼的地方，老板似乎是法国人，门口贴着薄若莱新酒到货的海报。我到的时候，Rona已经在等我了，坐在底楼角落里一个红色的转角沙发上，脚边是一个出庭用的波尔多红色公文包。

    我们互相问候，她开门见山地从包里拿出薄薄的一叠钉在一起的文件，没有解释，交给我。

    最上面是一家旅游会务公司上市的文件，零五年上半年的事情，名字很陌生。我摸不着头脑，直到在第三页的股东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LyleUltan。继续往后翻，是份合同，日期是一九九九年，页眉上标着“格林黛尔花园饭店控股公司”，内容是给予LyleUltan旗下一家子公司的期权，任职五年之后自动转为实股权。子公司的名字跟前一份上提到的上市公司一样。

    这部分股权的确没有列在财产清单里面，但是离婚官司的财产分割是不涉及此类股权的，期权转为实股权之后的增值部分视为婚后财产，我能得到不过是多分到一笔钱而已。我以为自己看明白了，抬头看看Rona，对她说声谢谢。

    “看起来不够分量是不是？”她看出来我失望了，“我总是喜欢提醒小朋友们碰到事情多问个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这部分股权没有被列在提交给法庭的财产清单里面？税务问题？幕后交易？我在脑子里串起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手头资料只有这些，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但是肯定有问题。最起码是没有报税，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偷逃，总是有自以为精明的税务师告诉你可以缓一缓，等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再报，但是给税务局查到了就是逃税。有些游戏，要加入进去玩就得有筹码，现在我有了，就算是五块钱的游戏币，也不妨试一试。

    我问Rona：“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她可能猜到了我的想法，“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纯粹是因为你，这些东西是给你们之间谈话用的，我希望你不要交到其他人手上。”

    我点头答应了，但有点意外，本以为她会授意我怎么怎么做才能让Lyle输得更惨。“我原以为你应该讨厌他，也难免有点讨厌我。”我对她说。

    她笑起来，摇着头说：“我从来没讨厌过你。至于他，从前恨过，恨到做了很蠢的事情来报复他，比如跟他最好的朋友睡觉。”

    “CollinGomez？”我差点叫起来。

    她点头，回答：“他们差不多有十年没有讲过话，直到他遇到你，跟你结婚，Collin做了伴郎。”顿了一下又继续，话说得意味深长，“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你一定还爱他。”

    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Lyle曾经说过他没有交情好到可以做伴郎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兄弟似的CollinGomez。如果Rona说的真的有道理，看起来，他的恨要久一些。而我自己呢？我确定自己不再爱他了，但是恨呢？

    “我做的事情更蠢，我不应该结婚。”我说。

    “事情总有两面，”她回答，“我早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保险单上的紧急联络人是我哥哥，而他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婚我结过了，过程很烂，结果也不好。我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我该再找份工作。”

    “两者并不矛盾。上个月有个秘书退休，IreneCox，你可能认识她，没结过婚，一个人住，养了一只猫，休息的时候画微型油画打发时间，她的两英寸作品在ebay上卖二十五美元一幅。有的时候，我想我也该开始培养个什么兴趣，退休之后不至于太无聊了。”

    ……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离开小蜜橘的时候，我带着谈判的筹码和爱与恨的理论。

    第二天早晨，我在酒店商务中心用普通的A4纸把那叠文件重新复印了一遍，替换掉原来那些有“史密特和谢林顿”印记的一百克彩色激光打印专用纸。八点钟不到，我打电话给Lyle。听声音他还在床上，不太高兴有人那么早把他吵醒，听到是我，又有点意外。我说有事情跟他谈。

    “律师要出席吗？或者我再叫个保安上来。”他好像还在为Nick那件事情生气。

    “九点钟，在你办公室可以吗？我一个人过来。要叫律师或者保安，你随意。”

    他停了半拍，说：“可以。”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了。那间房间在三十七楼，视野很好，却很少有人用。因为工作性质和特别的工作方式，他几乎不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过去也只能找到秘书Mayer太太而已。跟他住的地方一样，桌子上干干净净，门上也没有名牌，就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存在过。

    我走进去，他坐在桌子后面没有动，右边眼睛下面隐约还有一点淤青。他不笑不说话，示意我在房间中央的沙发上坐下，自己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合上百叶帘。

    “你想说什么？不能等到听证？”他走过来问我，没有坐下。

    我没回答，从包里拿了文件给他，像前一天晚上Rona做的一样，不急着作任何解释。他拿过去翻了一遍，扔在办公桌上。然后问我：“你要什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我回答，“听证会之前答复我，还有一个钟头，你尽可以去跟你的律师商量。”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还是没有城府，先开口了，很冷静很讲道理，却又有点着急：“你知道Caresse需要我，我也需要她。你不会有很多时间陪她，全由保姆把她带大，刚刚熟悉了一个又换了另一个，你真的想要这样？我知道你爱她，但是她现在三个多月了，你从来没给她喂过奶，没换过一次尿布。一年之前，你要我把她生下来，我一开始不愿意，但是后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说，至少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行了，e。”他站起来打断我，“你根本不想要Caresse，你说过无数次堕胎。你根本不想要她。”

    “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我回答，“你可能猜得到这份文件从哪儿来的，也可能根本不在乎这点东西。不过，我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如果我想玩脏的，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我希望彼此留一点面子，毕竟我们还有孩子。”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看看我，来回走了几步，说：“共同监护权，这是底线。”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这样对Caresse最好。”

    不到一刻钟时间，我从办公室出来。他送我到电梯那里，问我要不要跟他的车子一起去法院。我回答谢谢不用了，他没再坚持。电梯来了，我走进去跟他说再见。

    他转身就走，走出去一步又退回来，问：“我们怎么会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的回答。

    “至少还有一点美好的东西。”他最后说，然后在电梯门合上之前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的听证会上，Lyle那边撤销了诉讼请求，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通过了精神鉴定。不久之后，两方面的律师约了时间协商共同监护权的实行办法：每七天Caresse换一个家，平均分配工作日、假期、生日、纪念日以及节日。及其公平，却也相当复杂，具体的时间表要依靠一个数学模型计算，我始终没弄明白其中的原理，总是把时间表按月份打印出来夹在效率手册里。

    我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也搞不清楚究竟是Rona给我的筹码，还是我自己说的那番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两方面都做了些不上台面的事情，不过，总算还能留下些面子，做一起养孩子的“朋友”。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旬，我们分别在分居协议上签字，之后呈交法庭。正式开始分居的日子回溯到九月十六日。那个时候，我刚刚过了二十六岁的生日，有一个刚满百日的漂亮宝宝，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一些写在法律文书上面尚未落实的财产。认真算起来，我们结婚不过七个月零十二天而已，长短恰好跟Cheryl-Ann的那一段相似，却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分居，然后才能离婚，实在是很讽刺。

    在牵涉到外国人的离婚案件里面，监护权和长期居留权就像是蛋和鸡的关系，怕只怕州法院和联邦政府移民局谁都不愿意先出手给你那只孵得出鸡的蛋，或者会下蛋的鸡。而一旦搞定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就不成问题了。

    Lyle在监护权的问题上退让了一步，也使得我可以留在美国看着Caresse长大。但是，我还是不能随便带Caresse去其他地方，即使出州境也要经享有共同监护权的另一方允许，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我就像是被禁锢在纽约，没什么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了。不过，我鼓励自己往积极的方面想，好让自己相信即使是在纽约，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而新生活的第一步莫过于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动手写了简历，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打电话，约人家吃饭，探探就业行情，打听合适的机会。好笑的是，他们或者她们，不论男女，似乎对我突然结婚又闪电般离婚的经历更感兴趣。故事说出来，有人同情，有人感叹，也有人打趣。

    “Richhusband，followedbyrichdivorce.It’snottoobad.”一个法学院的女同学这样说，不知道算是安慰呢，还是真心羡慕。

    我并没有太在意他们的反应，过后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同了。如果换在从前，我绝不会允许自己考砸任何一场考试，做坏任何一件小事，我总是以为一旦砸了，肯定没办法在熟人面前抬起头来，非得跑到无人岛上躲很长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忘记我这个人不可。但是现在，我搞砸了最大的一件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完美、锋芒毕露了。我的简历上有整整一年尴尬的空白，身边有个才几个月大的小孩子要照顾，租房子的时候婚姻状况栏里填的叫人难堪的“Separated”，我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了，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每个礼拜都要到精神医生那里报到，记性也差了，小腹上还有条十三厘米长的刀疤。然而，改变似乎总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上种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缺憾，突然之间，我都可以很坦然说起。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曾几何时，我总希望能跟所有不完美的人和事绝缘。对自己要求颇高，对别人更甚。人品差的，懒惰不上进的统统走远，私地下还歧视长得难看、有残疾、或是时运不济的人。而在所有这一切经历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会走路的不沾锅一样蠢。同时惊讶地发现，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幸、缺点、加上偶尔的软弱和懒惰，让你看起来更加亲切而真实，让原本陌生的人和人互相需要，越走越近。

    Rona、Nick和其他几个朋友推荐了一些职位给我。不和Caresse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曼哈顿四处奔走，在办公室、餐厅或是咖啡馆里和不同的人见面，握手，一遍又一遍地介绍自己，回答问题，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会辞职，又为什么有一年时间没出来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一无所获，有时是人家看不上我，有时是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找工作，也在找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让我可以为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有时间陪伴Caresse长大的生活。我想要做的比“妈妈”更多，我想要成为她的朋友、伙伴，甚至，有一天，做她的楷模。

    十月底的一天，我到第六大道和第四十五街交界处的一间咨询公司面试，接待我的男人头衔是高级经理。他的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但却始终记得自我介绍之后，留在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生孩子生昏了头的女人”。那天晚上，Nick约了我吃饭，一杯清酒之后，我把那个家伙的臭德行狠骂了一顿。

    他听着，很突然地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温暖宽厚，难以置信，让我一时间走神。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做什么。结果，他只是晃晃我的手，笑笑的说：“你握手的时候应该更有力一点，注意手腕的部分。”

    于是，我们练了几次握手。

    不知道是不是新学到的握手技巧的作用，或者就像Rona提醒我的：“外表意味着一切。”又两个星期过去，我拿到一份不错的offer，在一间银行的合规部门，办公地点在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