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里砍柴，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

    大家仍旧照常过日子，若无其事，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仍旧一天做三次饭。在潮湿的空气里，蓝色的炊烟低低地在地面上飘着，久久不散，烟里含着一种微带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统统都冒烟了，从墙壁上挖的一个方洞里，徐徐吐出一股白烟，就像“生魂出窃”一样，仿佛在一种宗教的狂热里，灵魂离开了躯壳，悠悠上升，渐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顾冈望着炊烟，忽然想起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在他们的艰苦的生活里，食物就是一切，而现在竟是这样长年挨着饿。怎么能老是这样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惧。

    他眼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他最担忧的就是这一点。参加过土改的人都夸口说，在乡下过三个月，都长胖了。还有人说，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据说什么都治得好。看见有些落后份子退缩不前，他们就说：“那生活虽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会胖起来的。”反过来说，如果吃不了一点苦就变瘦了，那显然是思想还没搞通，下意识里还在那里抗拒着，不愿意改造。顾冈心里想：再过两三个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头，回去怎么能见人呢?他又决不能告诉人，说是饿出来的。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顾冈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负的。他对自己说，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尽管工作时间特别长，但是照样还是可以精神焕发，身体健康。顾冈想起前一向报纸上宣传得很厉害的博全香下乡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这美丽的绍兴戏女演员，是一个积年的肺病患者。这次她也报名参加土改，在乡下写了许多信给她所有的报界的朋友们，说得天花乱坠，说她自从到了乡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进步。她有一次替农会做“传达”，到邻村去送一封信，踏着二尺深的大雪，穿着一双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现在她一顿能吃三大碗白饭，体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饭在这里，顾冈心里想他倒也吃得下。

    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狼”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香也走过来，踮着脚站在人背后张望着，一只手臂围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么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政治觉悟，”王同志承认。

    “他们家里只要有一只猪，嫁女儿的时候就恨不得杀了它，大家庆祝一通。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顾冈继续转述文章上的话。

    王同志忱惜地点着头。“农民的确是落后，还是缺少政治觉悟。”

    “你们的互助组搞得怎么样了?”

    “今年秋天我们的秋收队搞得很不错，”王同志愉快地说。“明年春天我们计划着把秋收队入编为互助组，预备团结得更紧密一点。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来，重新分配给各小组。一声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下田。”

    顾冈对于这些并不感到兴趣——走向集体农场的最初步骤。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步一步像断奶似地，使他渐渐失去了它。顾冈绝对不想采取这个题材作为他的剧本的主题。要是太轻描淡写，让剧中的农民一个个欣然加入互助组，那就一点戏也没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退缩不前需要一番争取说服，这退缩的程度很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一个不小心，就像是农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还得了!

    王同志说起这件事来，虽然态度愉快，对答如流，恐怕他心里也正担着心事，只是不愿意露出来。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村口，突然看见那溪水亮堂堂的横在前面。他们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叹了气。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说。“我真羡慕你们文艺工作者。在现在这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写。工农兵的事，写给工农兵去看。从前反动政府不准提的事，现在全可以写了。到处都是现在的题材。”

    顾冈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大时代。”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作，”王同志惆怅地说。

    顾冈可以想像王同志从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共产党的时候，在校刊上写的那一类东西。但是他耐心地听着王同志的叙述，说他从前怎样在江西一个小城的报纸上授稿，由投稿而变为副刊的编辑。

    冬季水浅，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块，使顾冈联想到城市里修马路的情形。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那筑坝的故事。假定这条溪每年都泛滥出来，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破坏了一部份的农作物，那么，就有一个工程师被派到这里来筹划对策。他和当地年老的农民会商之下，由老农建议，筑了一个坝，上面有活动的闸门，开关随意。于是就解决了这问题。这故事正可以表现农民的智慧与技术上的知识的结合。如果这办法是工程师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那么编剧不免要被批评为“耽溺在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里。”剧中可能有一个顽固的老农不肯和技术人员合作，只倚赖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结果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已经有过许多影片关于工程师和老工人怎样合作，完成许多奇迹。他们修好一只爆炸了的锅炉；一只车床年代久远不能再用下去了，他们又给它延长了生命；纱厂里缺少一样重要的零件，以前是从美国输入的，现在无法添置了，他们有办法利用废铁，造出新的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局面始终限于工厂里，从来没有移用到农村上。他给新中国的电影又开出了一条新路。这题材至少够拍三五十张影片。

    他太兴奋了，竟打破了平日的沉默态度，等王同志的写作生活回忆录稍稍停顿一下，他就岔进去问：“王同志，这附近有水坝没有?”

    “水坝?”王同志怔了一怔。“没有——怎么?你要参观水坝?”他突然感到兴趣起来，堆上一脸的笑容，双目灼灼盯着他望着。顾冈看得出来他是起了疑心。

    “不，我不过是这么想着，如果这条小河夏天不大，满出来淹坏了庄稼，筑个坝有用没用。”

    王同志似乎仍旧有点疑心。“夏天水高一点，可是并不满出来。”

    “但是譬如它要是满出来——”顾冈解释着。“我不过这么想着，也许我可以根据这一点，拟出一个故事来。”

    “可是——”王同志惊异地望着他。“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去造个假的故事。现在这大时代，有那么许多现成的好材料……”现在他终于知道顾冈是哪一等的作家了。他几乎笑出声来，好容易才忍住了。但是突然有一大群鸭子在上游出现，飞快在顺流而下，快到不可想像。一片“呷呷呷呷”的叫声，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声。这在一刹那间，似乎产生一种错觉，就仿佛是王同志连用最奇妙的腹语术，把他的笑声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顺流而下。王同志和顾冈两人都觉得有点窘，脸上颜色都变了。